“难道一次人奶都没喝?”我不甘心地问。
“没有!”爷爷肯定地答道。
“就一次?”我举起我那比麦秸秆粗不了多少的食指认真地问。
“喝过一次,那是在路上碰见了一个疯老婆子,脸黑的象你奶烧饭的锅底,手上刚刚拔过湿牛粪,汲着又稠又黄的鼻涕,她给你喝了一次奶,连鼻涕都糊了你一脸。”爷爷憋着他那张没牙的嘴,硬是不让笑出来。
“没有糊我一脸鼻涕。”我坐进爷爷的怀里,使劲拱着,心里想着与其喝了这么脏的一次人奶,那还不如喝动物奶好了。
“喝了!”爷爷几乎坏笑着。
“没有!”我更着急了,拽起了爷爷的山羊胡子。
爷爷也用他的食指和拇指夹起了我那一小撮黄黄的朝天辫,但是我拽的更紧了,爷爷只好认输,他松开了手,我也收回了拽着他山羊胡须的手,从他的怀里挣脱,跑向了窑洞里的奶奶。
我的奶奶是一个慈爱的老人,常年穿一身干净的黑色老式布衣,脑后挽一个简单的发髻,然后用一个铁发卡固定,看上去非常的大方、利落,奶奶身材瘦削,但比爷爷高很多,她的脸颊凹陷,皮肤白皙,眼睛很大,岁月依然掩盖不了她年轻时的美丽。每当逢年过节,奶奶还会特地换上她那件黑色的大襟衫,前衣大襟上绣着美丽的马莲花,虽然衣服已洗得有些发白,但是马莲花的颜色依然十分鲜艳,在奶奶那永远一成不变的黑色装束里,它显得那么漂亮、突兀,我曾问过奶奶这件衣服的来历,奶奶说这是她的陪嫁衣,我不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走过那漫长的岁月,对一件布衣来说,结实程度远不及现在的化纤,我想这不是奇迹,只是奶奶很爱惜,每次穿上,仪式过后就很快脱下包好。
窑里蒸气腾腾,蒸好的窝头正在出笼。
“奶奶,有燕子屎吗?”我问,自从亲眼见了燕子拉在了锅里,我总是会在食物将要出锅时问上这样一句看似没来头话。
“又嚷嚷,哪有什么屎?”奶奶也总是不耐烦地回我这样一句,我知道即使有,她也不会说。
“奶奶,我饿!”说着,就伸手拿了一个窝头。
“小心烫着!”奶奶继续把剩下的窝头从锅里拿出,不忘叮嘱我一句。
窝头很烫,我两只手不停的倒换。
“奶奶,我是哪里来的?”这才是我急于跑进家门的真正原因,我是不会忘记的。
“捡的。”奶奶说。
“哪里捡的?”我迫切的问。
“磨窑里捡的。”
“我穿衣服了吗?”我又问。
“穿了一件红肚兜。”奶奶慢悠悠地说,她的注意力都在那些热腾腾的窝头上。听着奶奶的答复,我的心情也稍稍平复一些,因为奶奶的答案不会象爷爷那么多变,每次喝的动物奶都不一样,她说穿红肚兜就一直都是红肚兜,不会变成绿肚兜,后来我才知道,红肚兜是那个年代,家乡初生婴儿的标配。
“那爷爷说我是他在走脚户的路上捡的,还是光溜溜的。”我有些愤愤不平。
“是吗?”奶奶手中依然忙不停,“老汉是个坏东西。”奶奶脸上带着微笑,回头看了一眼爷爷。
“就是,坏东西。”我白了爷爷一眼,爷爷呵呵的笑着,坐在小板凳上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
其实对于这样的答案,我依然不确定,就象奶奶一样,每次就以一句老汉是个坏东西来结束我的问答,但老汉是个坏东西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六岁的我无法理清这样的逻辑,疑惑依然象一片葱茏的草原,在我的头顶茂盛地生长,而我又很快便迷失在别的童趣里,问题也就就忘了,在另一个机缘我还会想起,想起就又会去问的,红肚兜肯定还是穿的,只是不知道,我还会喝什么奶,是恐龙奶吗,那就要看爷爷又了解了什么新的动物,看来这一切都要取决于爷爷的学识,可惜爷爷没上过学,不知道有恐龙,没准,我还真会喝一次恐龙奶。
妈妈回来了,她肚子很大了,但还是下地干活,她把锄头立在了门后,看见我没有作声,我也没有。她多数时候都沉着脸,我知道她是我的妈妈,但不知为什么是我的妈妈。
我只晓得她很忙,因为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小爸又在县城中学里教书,所以地里的活计只有她和爷爷两个人干,每天当我醒来时,她就已经下地了,午饭后继续下地干活,直到天黑才回来,她总是很忙很累,没有功夫和我说话,我也好像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因为要讲的我肯定都和奶奶讲了,不想再讲了。
奶奶已把饭菜都摆上了木盘,就放在缸口上,妈妈把木盘端上了炕,一家人围在木盘四周开始了午饭,午饭就是窝头和小米稀饭,盘子里放着几盘菜,韭菜拌芫荽,酸菜拌芫荽,芫荽的清香混着窝头的味道充斥着窑洞,尽管简单,但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我听着他们的谈话,什么米谷该锄二遍了,他三姨娘又病了此类好没意思的话,我不想听了,便两口喝了奶奶早已给我凉温的稀饭,走出了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