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年的北大考古课表

误之外，这种大的颠覆并不多。

    基本上，后世的考古学理论都是在前辈建立起来的大框架下修改些边边角角，能够颠覆前辈创立下来体系以及认知，这样的学术功底，想想都阔怕。

    严文明先生做到了。

    可想而知，他的学术功底之扎实。

    在这点上，苏亦认为高铭先生评价并不全错，至于他评论俞伟朝先生华而不实，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俞老师就是一个多能手，涉略极广，好像啥都喜欢研究，从早年的秦汉考古，到后面的楚文化再到组建水下考古队伍。

    尤其是去历博任职以后，社会职务极多。前世，苏亦读研的时候，有师长提到俞先生有人觉得他离开北大可惜了，也有师长觉得俞先生离开北大去历博是明智的选择，更加能发挥他的长处？

    那么俞先生是研究博物馆学出身的学者吗？并非如此，他早年读的是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然而，俞先生其实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

    苏公晚年的大小事情都是俞先生在操心，大到生辰寿宴小到家里保姆，事无巨细，在有些事情方面操心的程度都超过苏公的儿子苏铠之先生。

    说了那么多，完全就是想说明俞先生是苏秉琦先生的高足，完全继承苏公的学术衣钵，然而，同样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张忠培先生跟俞伟朝先生两人在对其老师苏秉琦先生某些学术认知是存在争议的。

    经过十年以后，国内考古系统留下两个着名的老人，那就是夏鼐先生跟苏秉琦先生，他俩都是考古所的老人。

    这两位为建国后新中国考古学的建设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就是奠基人。

    这两位老先生之间，有学术争议吗？

    肯定有。

    但这不是苏亦现阶段要关注的重点。

    俞先生其实是个好人，这点，在日后跟余先生相处之后，苏亦更加的坚定。

    在某些事情上，俞先生是固执的。

    然而，邹恒先生比俞先生更加固执。

    或者说是高傲。

    邹先生的傲是真的傲，这种傲跟金克木先生的傲还不一样，老先生是冷眼看世界的傲，邹先生的傲都体现在表面上。

    或许是性格的原因，邹先生身上的争议其实挺多。比如之前曾经提过关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抄袭邹先生的讲义事件，这件事，弄到后面影响就挺大。

    还有后来关于二里岗诸多问题上的争议，邹先生提出来的郑州商城“郑亳都”说，就充满着争议，可以说争议很大，甚至还跟郭老的某种观点是相左的。

    因为在郑亳说之前，已经有个隞都说。

    韩维周（郑州商城的发现者）、赵全嘏、安金槐、郭沫若、陈运和等考古历史专家都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

    似乎邹先生的很喜欢跟郭老杠上，似乎这两位有什么恩怨似的。

    其实，并非如此。

    郭老一直被邹先生当作是自己学术的精神导师，当年，他就是听了郭老的讲座，看了对方的《青铜时代》以及诸多着作，才喜欢上文史哲，才决定转系学考古的。

    关于郑州商城上的学术争议，研究在考古学术史上是一个有趣的部分。

    当初，苏亦看这些相关论文的时候，也看得很上头，那么苏亦是持哪种学说呢？

    很可惜，他没自己想法。他知道哪位先生有哪种学说，偏偏他没有，因为他压根就没研究商周考古。

    跟号称商周考古第一个人邹先生较劲，他前世的段位，还做不到。

    就算是李伯谦先生也只是在夏文化方面跟邹先生较劲。

    邹先生性格固执，充满自傲，并非说说已，甚至后来在北大考古专业编写教材的时候，邹先生还曾经类似的话，我的这版就不改了。

    这版是哪个版本？

    就是他曾经编写的商周考古教材。

    然而，考古教材可能不改吗？

    不断地有新成果出来，七十年代的编写的教材放在后世是肯定不够用的。

    提到邹先生，苏亦下意识就想起到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听说这位先生挺高傲的。

    这种傲气，在面对地方系统的考古人员的时候，表示的淋漓尽致。

    这个方面，商志谭教授就曾经吐槽过，估计五十年代商教授在考古所进修的时候，没少吃过苦头吧。

    商周考古其实是邹恒跟李伯谦两位先生轮流讲。

    这两位是有师承关系的。

    跟邹先生接触，别人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傲，但邹先生的傲是有资格的，他是北大考古首位副博士研究生，之所以是副博士，而不是博士，那是因为当年采用苏式教育学位制度，不然，邹先生早就把博士读完。

    这个方面，俞先生他们也是如此。

    论读研，这些先生都是前辈。

    不过李伯谦却不是邹先生的研究生，李先生61年毕业留校，研究的方向跟邹恒先生相近，再加上，本科的时候邹先生曾经教过李先生，这两位是有师承关系的。

    然而，就跟邹先生喜欢推翻精神引路人郭老的学说一样，李先生跟邹先生也是存在学术之争。

    这两位先生曾经就“关于夏文化上限问题”的讨论，成为一场着名的师生学术论争。

    当时，李伯谦对老师邹恒先生“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覆盖了整个夏朝的历史”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因而提出“二里头文化应该属于夏朝的中晚期，也就是二里头遗址是后羿代夏事件之后，夏的都城所在地”。

    这些争论，当做学术史研究还挺有趣的。

    然而，身在其中的当事人，就不会感觉到有趣了。

    谈及这场论争，李伯谦曾说过:“我爱吾师，更爱真理。”

    他认为，尊重老师和服从他的每一个学术观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考古工作者最基本的素养是实事求是，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语)。

    话虽如此，但做起来却极难。

    在古代，用大逆不道，欺师灭祖来形容也不过。不过在学术方面跟老师有争议，在历史上其实是很常见。

    如果闹得不大的话，可以说是弟子对先生学说的补充，闹大了就变成学术之争。

    这事对邹先生晚年会有何影响？

    其实是有的，还不小。

    这场师生学术之争，现在并没有开始。

    弟子不必不如师。

    不是说说而已。

    学术的进步，就是靠这些前辈在前面一点一点的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