邕获罪流放之前的官职就是“议郎”,而到了中平年间,蔡邕应该是以平民的身份向何进推荐边让的。
入朝附董
范书《蔡邕传》说董卓进京后,征辟蔡邕入朝,蔡邕“称疾不就”,董卓又“切敕州郡举(蔡)邕诣府”,如此看来,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老家,并不在朝廷。
回到“董卓欲杀卢植”这个话题上来,我们知道,“卢植抗辩”之时为八月三十日,以范书《蔡邕传》的记载,当天蔡邕根本就不在朝廷啊,所以说:“董卓欲杀卢植”和“蔡邕求情”绝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
有人会质疑:会不会是范书《蔡邕传》写错了?或许是: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朝廷为官的呢?
我们再来看《表相国章》,蔡邕自称“新来入朝”,以此可印证,范书《蔡邕传》并未写错: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不在朝廷为官。
董卓担任司空的时间段是中平六年(189年),约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一日,之后改任太尉。范书《蔡邕传》说“董卓为司空,闻(蔡)邕名高,辟之。”
可见,董卓为司空时(约八月二十九日),便开展开府并征辟名士入府的工作(蔡邕不过是其一),但是没人瞧得起他。
等到九月一日,刘协登基;此后,才有地方上的名士陆续入朝为官,蔡邕也应是此时入朝。
以范书《蔡邕传》载,说蔡邕入董卓的司空府任某曹祭酒。此后,蔡邕便得到了董卓的“火箭提拔”,著名的“三月之间,周历三台”就是发生在此时。最早出现这句话就是蔡邕自己写的《表相国章》,被范晔录入蔡邕本传之中。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
范书《蔡邕传》:(蔡)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
范书《蔡邕传》说是“三日之间”,当误,《后汉书集解》有考据,本文从略。
第一,十一月一日,董卓升为相国,反推蔡邕的《表相国章》当在十月份所做。以蔡邕不过九月入朝,至十月时仅两个月,可见“三月”为虚数。
第二,“三台”是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以范书《蔡邕传》的“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来看,显然蔡邕的履历并未经历谒者台,再有《百官志三》载有“符节台”,蔡邕也未经历,所以卢弼在《三国志集解·董卓传》中质疑道:然伯喈(蔡邕)未授谒者,何以便有三台之称?
范书《袁绍传》李贤注引《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
蔡邕在自己所做的《表相国章》中也只是说“上臣高第,补侍御史,转治书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听纳大臣,扶饰文学,遂用臣邕,充备机密。三月之中,充历三台,光荣昭显。”也没有说明白是哪“三台”;在《巴郡太守谢表》(见于《全后汉文·卷71》)中也提到自己“周旋三台”,实在是一笔糊涂账。
以现有史料看来,我以为:“二月之中,充历二台”才是靠谱的说法。
范书《蔡邕传》载蔡邕在“周历三台”后,“迁(益州)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蔡邕在《巴郡太守谢表》中写道:当我知道五府(相国、太傅+三公府)举荐我出任巴郡太守时,其实我是拒绝的。
无独有偶,时任尚书郎的许靖也被举荐为巴郡太守,许靖也是拒绝,因为大家都不想去益州那个偏远的地方。
此奏章还提到了“今月丁丑”这个时间点,以历法推算,有丁丑日的日期为“九月四日、十一月五日、闰十二月六日”。九月四日首先被排除(蔡邕于九月才入朝),后两个时间点均在董卓任相国(十一月一日)之后。
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段时间:
八月底,董卓开司空府,征辟蔡邕。
九月,蔡邕入朝,补侍御史,为卢植求情。转持书御史,迁尚书。
十月,蔡邕为董卓称相国造势上书。
十一月(或闰十二月),蔡邕迁巴郡太守,辞让,留为侍中。
PS:引用前辈所作。也是我前传删除的史料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