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苏亦最终还是没能把国内到海外抄录敦煌文书这些学者的故事讲述完毕。
因为下课的铃声适时响起来了。
上台之前,他觉得一节课45分钟足够他发挥了。然而,等着他真正站在台上给同学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花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还要多。
因为台下的学生不断地在提问,苏亦的节奏一度被打断,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拖堂。
他甚至来不及讲述藏学家于道泉跟敦煌文书的故事。
不过于道泉跟之前提到的学者不太一样,他并没有抄录敦煌文书,而是把一部关于敦煌文书专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带回国,这本书直到八十年代才被翻译出版。
不过有意思的是,苏亦的这节分享课讲到最后,还是学生主动拖堂,强烈要求他继续讲述。因为这是中午最后一节课,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课堂。
最终还是王永兴出面制止,“同学们不要着急,你们的小师兄未来还会在我的课堂上出现,有的是时间给你们讲述这段历史。所以,都散了吧,都中午了,大家都该饿了,再晚,估计食堂连馒头都没有了。”
苏亦也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以后咱们再交流,王老师说的对,咱们不急一时,未来机会多多。”
得到肯定的答复,大家还依依不舍地散去。
然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散去,很快,就有学生把王永兴给围住了。
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尤其是敦煌学这种热门课程,同学们心中的疑惑太多,因为王永兴给他们开启了一扇探索敦煌学的知识大门,这里面的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以引发同学们的美好遐想。
让苏亦意外的是,不仅有人围住王永兴提问,他也被人围住了。
而且还是以女生为主,他还没走出阶梯教室就被四五个女生围住了。
其中,还有苏亦的熟人。
“黄莺歌,你怎么在这里啊?”
没有错,77级的黄莺歌也在现场。
这个时候,苏亦才反应过来,好像敦煌学这门课,77-78这两级学生都在上,因为这门课,是新课程,王永兴没来之前,根本就没人开。
黄莺歌说,“小师兄,你怎么能这样啊,你进门的时候,我跟你打招呼呢,结果,一转眼就把我给忘记了。”
苏亦说,“我忘了谁也没忘不了学姐你啊,我是问,你不去吃饭,跟同学们围着我干什么。”
其实,他来上课的时候,还真没注意到这姑娘给他打招呼。
因为,从他刚进入教室开始就不断地有学生喊他小师兄,苏亦光顾着点头就够累,哪里还能把注意力分散到每一个人身上,但当着女生的面,这些话肯定是不能说的。
黄莺歌也被他的反问,分散了注意力,“当然,是有问题要问小师兄你了。”
“啥问题?”
“小师兄,你之前在课堂上不是给我们推荐胡适先生关于禅宗史的文章吗?我们想知道具体的论文题目,这样去借阅的时候,也方便一些。”
苏亦恍然,“对于胡适禅宗史的文献资料而言,胡适先生原本想撰写一本《中国禅宗史》,但最终没有完成。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大多集中于其诸多禅学着述及演讲,也有少部分散见于其他着作中。”
胡适为什么没写成禅宗史,主要是跟他身份太多太过忙碌专注学术时间少有关。
想了想,苏亦就说,“我给你们列一个论文目录吧。”
说着,抽出草稿纸就当场给黄莺歌列论文目录。
其主要着述及演讲有:《禅宗史草稿》(1924-1929年)
《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1925年)
《海外读书杂记》(1927年)
《菩提达摩考》(1927年)
……
《菏泽大师神会传》(1930年)
《楞伽师资记——序》(1931年)
《禅宗在中国的发展》(1932年)
《中国禅学的发展》(1934年)
《楞伽宗考》(1935年)
……
《朱子论禅家的方法》(1952年)
《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以后又改正次此说,1952年)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1953年)
《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1953年)
《新校订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着两种》(1958年)
《宋高僧传;里的唐洛京菏泽寺神会传;》(1958年)
《呼吁系统地调查多年散失在日本的唐代早期禅宗史料》(1960年),《中国禅学的起来》,《中国禅宗的来历》等等。
……
还别说,不写不知道一写吓一跳,发现胡适对于禅宗的文章还真挺多的。
从这些文章写成的年代看来,就知道胡适生前的那些年一直都没有放弃对禅宗史的研究。
甚至,到了晚年,研究的范围也越发宽泛了。
当苏亦写了密密麻麻的一章草稿纸,递给黄莺歌的时候,这姑娘第一声惊叹竟然是,“小师兄字写的真漂亮!”
苏亦忍不住翻白眼,“我写了那么多论文目录,你就只关注字?”
这姑娘才笑,“当然,还有小师兄的阅读量,也太惊人了。”
旁边也有女生说,“对啊,不仅阅读量惊人,记忆力还真好,那么多文章都记住。”
“小师兄就是小师兄,太厉害了。”又有女生发出夸赞之声。
苏亦摆手,“行了,别捧杀我了,要没事,都散了吧。”
这个时候,黄莺歌终于问道问题的核心了,“这些文章也太多了,我们该怎么阅读啊?”
苏亦说,“胡适关于禅宗史研究的着述虽多,却颇为零散,且多有重合部分,前后期文章的基本观点并无太大差异。其中提出的诸多观点,虽然饱受争议,但是确有极高的学术意义,他的《中国禅宗史》没能完稿,挺可惜的。要能像《中国哲学史》那样完成《中国禅宗史》,那对咱们这些后辈研究相关的历史,就友好很多了。”
要是胡适真弄出来一本《中国禅宗史》,苏亦直接推着书就行了,那么还需要废那么多口舌。
“胡适禅宗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也是对《神会遗集》的整理,随后撰写完成的《菏泽大师神会传》是其禅宗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文章,也是其禅宗史研究的分水岭。围绕神会,胡适展开了他的禅宗史研究。”
“例如,胡适的《楞伽宗考》还有他其他一些关于楞伽宗研究文章,都很详尽的论述了楞伽宗的发展历程,如果你们对楞伽宗的历史感兴趣,他的文章就是必读的。甚至,胡适先生首度把楞伽宗与慧能禅宗放在一起做比较,然后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胡适研究楞伽宗,只是他研究中国禅学发展的一部分,而且,他之所以研究楞伽宗就是拿来跟慧能一系作对比,以此衬托慧能、神会顿悟禅法的颠覆性。”
按照胡适的观点,从楞伽宗发展至中国禅宗,神会是一个关键人物,“神会北伐”更是有力冲击了楞伽宗一系的正统地位。
又例如,胡适的两篇《坛经;考》,争议最大的核心观点,便是他认为神会或菏泽一系才是《坛经》的真正作者。可见,胡适的早期禅宗史研究,就只研究神会而已。
说了一通之后,苏亦望着周边的几位姑娘,“至于神会是谁你们知道吧?”
让他哭笑不得是,在场五个女生之中,竟然有四个在摇头,剩下的黄莺歌没有反应,不知道她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敢情刚才那么多,都白说了啊。
好在苏亦也不在意,他换了一个说法,“那么颜真卿你们总该知道吧?”
众女点头。
苏亦才说,“神会是一个和尚,这点毋容置疑,跟颜真卿一样,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而且,他俩都算是安史之乱的有功之臣,至于如何有功,你们去了解相关的史料就知道。嗯,至于慧能,那就是神会的老师,慧能被称为禅宗六祖,神会也是禅宗七祖了。顺便跟大家说个题外话,慧能出家剃度的地方就是我们广州的光孝寺,而光孝寺以前就是广东博物馆所在地,恰好,我就在粤博实习一段时间,还去过光孝寺,所以对慧能的故事比较了解,神会的故事嘛,我就不说了,你们去看胡适先生的作品了解地更加详细。”
想了想,他又说,“胡适的诸篇文章,从其核心问题来说,主要围绕着神会展开的。胡适对于传统禅宗僧录感到疑惑与不满,并对神会产生浓厚兴趣。他在英法地阅读敦煌文献,除了一些早期禅宗文献外,其关注点主要聚焦在神会。神会文献的发现,对于胡适来说是如获至宝。”
之前在课堂上苏亦就跟大家提到胡适也曾经在海外抄录敦煌文献,其中,最为重点的就是与神会相关的文献。
可以说,胡适在研究早期禅宗史过程中,敦煌文献是其最为重要的一手资料。
苏亦想了想,继续说,“所以说敦煌文献的重要性,超乎大家的想象,诸位要是对敦煌学感兴趣的话,这是一门值得花费一生去研究的学科。未来的一个学期,我与大家一起跟随王永兴老师学习这门国际显学。”
说着,苏亦就率先走出教室,因为王永兴已经回答完毕其他同学的问题,正站在教室外等他,显然是有话要对他说。
告别教室内的学生,苏亦跟随着王永兴走出文史楼。
“你跟回一趟健斋,我给你一些书籍。”
跟其他北大老师一样,王永兴对学生关爱的方式也是赠书。
而他口中的健斋则是他在北大的住处。
北大有一个有名的建筑群——“德才均备体健全”斋。它们坐落未名湖北岸,是一组由七个宅院组成的仿明清式古典建筑群落。
其中,“德才均备”四斋原为燕大的男生宿舍,跟原来的静园六院是女生宿舍刚好对应。
只不过相比较作为燕大女生宿舍的静园六院,“德才均备”四斋的建筑及其所夹庭院的设计风格都更为雄浑有力,开阔豪放,完全就是对照着男生的性格特点来设计的。
除此之外,体斋跟健斋则是一大一小、相互依连,最开始的时候,是作为燕大年轻单身教职工的宿舍使用的。
体斋是一座小巧精致的两层八角亭式建筑,而健斋就大了很多,用高大雄辉来形容也不为过,这俩斋都有回廊跟台阶相连在一起。
剩下的就是全斋了。
全斋跟静园三、六园一样都是52年,北大搬入燕园之后,才建成的。
全斋一开始是作为当时的男教师宿舍使用,而且,全斋还是七斋之中唯一的封闭式平方大院,分为南北两排。起初共有40余间平房,每间可住一户人家。
后世,这七斋的功能跟78年完全不一样,比如,“德才均备”斋直接作为院系科研办公使用,而,体斋跟健斋则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修缮一新,然后用来作为国际访问学者公寓使用。而全斋,直接重建,最后成为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科研场所(韦神曾在此读博士后)。
不过此刻的,全斋、健斋都是教职工宿舍。
不止王永兴住健斋,就连考古专业的苏秉琦先生也都住过健斋。只不过,现在跟宿白先生他们一样都已经搬入朗润园而已。
然而,王永兴先生的住宿,比苏亦想象之中的还要恶劣。
因为此刻的他,竟然住在健斋的一间据说由厕所改建的宿舍里。
苏亦进入里面的时候,总感觉这间宿舍的结构有些不对劲,好在王先生也不在意,“在北大,有栖身之处,又能做学问,还可以教书育人,足够了。其他的,所求不多。”
老先生都这样说了,苏亦还能说啥,就算是后世,清北的部分老师住宿条件也谈不上有多好。
甚至,对于这位先生家庭状况,苏亦都不敢打听,因为,据他所知,九十年代的时候,八十岁的老先生突然跟二十九岁的学生结婚了。
苏亦他当初在北大蹭课,大家讨论到北大古史中心,说到这位老先生的时候,就忍不住提到社科院历史所的李老师。
这个年代,太过于特殊。谁也不知道哪一段时光是老先生的忌讳,苏亦关于对方的交谈也只是局限于学术,不涉及到生活。
然而,就在苏亦以为对方会把其他一些关于敦煌学的书籍赠给他的时候,这位先生却直接把陈寅恪着作递给他。
王永兴说,“这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40年代出本的陈先生的着作,你可以翻看一下,虽然你不研究史学,但多学习一下终究没有错的。毕竟,在课堂上,我觉得你对陈先生的生平挺感兴趣的。想要深入研究学术史,就必须要深入了解每一个先生的作品思想。我前两天去燕东园跟太初兄聊起你,说你不仅佛教以及魏晋南北朝方面史学作品比较感兴趣,这样的话,你可以深入阅读一下陈先生的作品。”
他口中的太初兄就是周一良先生,看来他们之间的来往,比苏亦想象中的还要密切。
想想也对,后世北大历史系最引以为傲的中古史也是由陈先生的学生周一良、王永兴两位先生开创,算是有学统传承,再加上陈先生在学术界本身的重要地位,北大就对陈寅恪先生的相关着作特别重视。
重视到啥程度呢?
要是想考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要是不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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