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律师咨询,如果离婚的话能分到多少财产。”
“律师怎么说?”
“律师说如果馆长掌握了我与他人有婚外情的确凿证据,我有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
“所以只剩下杀死馆长拿到保险这一条路了。”
“随你怎么说,但想要定我的罪请拿出证据。”
不愧是做律师的,柯晓茹神态自若,吐字清晰,可以想象她平时站在法庭上是什么样。
除了这些指向杀人动机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些证据是说明茹女士的生活状态的,在她的包里有各种各样的卡,比如美容院和健身房的VIP卡,高端品牌的会员卡,还有某五星级酒店的房卡等十几张,可见她发生活非常奢侈。
不过目前找到的线索里没有任何证据能指证她动手杀人,如果馆长的妻子是凶手,她没必要选在图书馆的馆长办公室动手吧?门外就有监控,在这里动手风险太大,还不如在僻静的马路上下手。
而如果仅凭杀人动机判断,判断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
王楚说完走回了座位,下一个是柯晓茹。
柯晓茹和我一组,搜的是楚老板和溢馆员的房间。
“想必在座的各位都非常有经验,我就长话短说了。溢馆员的房间里有孩子得白血病的病例、溢馆员每月三千元的工资单、溢馆员妻子在烤串店打工的工资收条以及水电煤等费用逾期的催款单。这些证据都说明孩子治病需要钱,家里的日常开销也需要钱,想必他已经到了非常缺钱的地步。但是我们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十万元人民币,沙发下面的隐藏空间里也有五万元人民币,请问溢馆员,这些钱你是哪儿来的?”
“公文包里的十万元是我从馆长包里拿的。”溢馆员说:“你们应该都看到了,在资料室的桌子上放着馆长的公文包,包里有馆长妻子出轨的照片和这十万元钱。我8点30分去资料室的时候,从包里拿走的。”
“十万块钱体积不小,你就这么直接拿出去了?”柯晓茹问。
“我当时带着自己的公文包,装在包里别人看不见。”
“那问题来了,你去馆长办公室带公文包干什么?提前就知道有这十万块钱吗?还是你在包里藏着东西?比如一把刀?”
柯晓茹向前一步,两手支在桌子边缘,盯着刘溢。
刘溢坐的离她很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到十厘米。
柯晓茹的表情并不严厉,反而似笑非笑。刘溢迎着她的目光扶了扶眼镜,不慌不忙的说:“别误会,我带着公文包去资料室是为了从里面带东西出来,不是为了藏凶器。”
“哦?带什么?”柯晓茹问。
“你们也知道,我孩子得了病需要很多钱,可是我家里条件不好,工资又少,根本没钱治病。一年前馆长知道了我的情况,就问我要不要赚点外快。”
刘溢没有回答柯晓茹的问题,而是说起了和馆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