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天下为家

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

    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既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也是周天王的“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务则各有分工。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

    我们知道，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个理论，从诸侯、大夫到家臣，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然而家臣们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3]

    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先，是王土变成了国土，然后又变成了君土（家君之土）。与此相对应，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这时的周天子，可真是鞭长莫及了。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周公，你想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