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谋已久的越王勾践,
不会放过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
当夫差倾巢而出到中原争霸时,
勾践便在他背后狠狠地插了一刀。
九头鸟
秦穆公去世前五年,楚成王也死了。
楚成王死不瞑目。
成王是楚国的第三个王。之前,有他的祖父武王,以及父亲文王。楚国的基业,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创下的。至于成王本人,在位四十六年,亲眼看着齐桓和晋文相继称霸,宋襄和秦穆跃跃欲试,自己也当仁不让地积极参与。召陵之盟,与齐桓公分庭抗礼的是他;城濮之战,与晋文公一决雌雄的也是他;绑架宋襄公,又在第二年把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还是他。春秋前期的争霸,处处都有他的痕迹和影子。
然而英雄一世的楚成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会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上。
成王的儿子叫商臣。
商臣本是成王的太子。可惜成王跟许多有为或无为的君主一样,好色。妻妾成群又爱屋及乌的结果,往往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立储以喜。何况楚国原本就有传统,喜欢立年轻力壮的公子为君。这跟他们一贯好战好斗,专一与诸夏作对有关。年老力衰的君主,是领导不了这个尚武霸蛮之邦的。
于是,鲁文公元年(前626),楚成王决定废掉商臣,另立姬妾之子为储。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证实,商臣便去求教于自己的师傅潘崇。
潘崇问:让位服软,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不到。
潘崇又问:流亡国外,做得到吗?
商臣又说:做不到。
潘崇再问:那么,干一件大事,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得到。
这就是只有蛮夷才说得出的话了。宫廷政变,抢班夺权,诸夏的公子们也会做,但不会这么讲。只有楚人毫无顾忌。他们的身上流着蛮夷的血,根本就不把君臣父子那一套放在眼里,也不认为大逆不道是多么严重的罪名。
十月,主意已定的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楚成王自杀。成王提出吃了熊掌再死,也不被批准。成王无奈,只好自缢。但他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这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上一个什么样的谥号。
谥号是最后的面子,死了也得要。
这事在葬礼之前就讨论了,最先定的是“灵”。这是“恶谥”。比如后来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便都是既为君不道,又死于非命。因此成王听了,便不肯闭眼睛。商臣等人无奈,只好改谥为“成”,成王这才满意地升天。
商臣即位,是为穆王。[1]
穆王虽然弑君弑父,要算乱臣贼子,但列祖列宗的基业却在他手上得以拓展。穆王在位十二年间,灭江(在今河南息县),灭六(读如陆,在今安徽六安县),灭蓼(在今河南固始县),伐郑,侵陈,伐麇(读如君,在今湖北郧县),围巢(在今安徽巢县),干得有声有色。可以说,穆王去世时,是把一个即将成功的霸业,交到了儿子手上。[2]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楚庄王声色犬马。
没人告诉我们,庄王即位之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知道,三年之间,此君不理朝政,不出军令,一味地骄奢淫逸。大夫伍举忍无可忍入宫进谏,庄王却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搂着越女,嬉皮笑脸坐在乐队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可真如伍举所说,有只鸟待在高高的山上,三年不飞,三年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
九头鸟。
是啊!按照庄王的说法,这只鸟“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如此以静制动蓄势而发,岂非生命力、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极强的九头神鸟?[3]
实际上庄王心里很清楚,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心气是“不服周”,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而楚君的使命则是开疆辟土,抗衡华夏,图谋中原。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看来,他是想在大干一场之前先玩个够,然后收心。
收心之后的庄王果然一鸣惊人。头一年,他就联合秦国和巴国灭了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三年后,又联合郑国侵陈侵宋,后来更命令郑国痛打背楚降晋的宋国。可见这时郑国已经变成楚的小弟,晋国则由于灵公被杀国内动乱,几乎无暇多顾。于是庄王一路凯歌,把队伍开到了周王室的眼皮底下,声称要在王畿之内搞军事演习。
楚庄王耀武扬威。
此时的天子已不是襄王,也没有齐桓和晋文这样的华夏霸主来护驾。外强中干的周定王摆不起架子,只好放下身段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则志得意满,竟向天子的代表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来。
这实在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我们知道,九鼎传为夏禹所铸,使用的青铜则来自天下九州,象征着夏对各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后来夏桀失德,九鼎迁商;殷纣失德,九鼎迁周。鼎之所在,即权力中心所在。楚庄问鼎,什么意思?
王孙满不能不义正词严。
决心捍卫王室尊严的王孙满告诉楚庄王:政权的合法性在德不在鼎,上天是视德授权的。现在周德虽衰,却天命未改。鼎的大小轻重,还是不问为好。
楚庄王听了,一言不发,收兵回国。[4]
其实庄王心知肚明。什么“在德不在鼎”云云,全是扯淡。权力的获得,霸业的完成,不在鼎,也不在德,在力。他现在,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兵强马壮战无不胜,称霸就是迟早的事,没准还会夺了天下。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很艰难。
的确,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晋文公是“一战而霸”,宋襄公是“战而未霸”,秦穆公是“战而半霸”,那么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血战而霸,苦战而霸。其中最惨烈也最悲壮的,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围宋之役。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祸端,其实在楚庄王。起因是有一次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出使晋国的,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的,要路过宋国。庄王却吩咐二人直接过境,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哪怕路过蕞尔小邦,也要借道,以示对该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岂非霸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只不过郑国在此刻,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多半会忍气吞声。宋国则不同。他们在两年前,跟晋、卫、曹三国建立了攻守同盟。盟约规定,如果有谁被人欺负,当共救之,叫“恤病”;如果有谁背叛同盟,则共讨之,叫“讨贰”。这个条约,宋国执行得很到位,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以宋人之刻板叫真,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舟,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舟叫苦不迭:郑国聪明,宋国糊涂,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敢?他要杀了你,我就灭了他!
楚庄说这话,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一个士人,尚且可杀不可辱,何况是一个邦国?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理,宋国的执政华元说:途经我国而不借道,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等于是亡国。得罪楚人,引来兵祸,也要亡国。如果同样是亡国,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结果申舟被杀。
楚庄王闻讯,一甩袖子就往外冲,随从们追到前院才送上鞋子,追到宫门才送上佩剑,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气得发抖的楚庄王,下令立即发兵围宋。而九头鸟冲冠一怒,宋人是抵挡不住的。鲁国甚至赶紧表态,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依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华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晋景公倒是打算救宋,却被一位大夫拦住。这位大夫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事我们管不了。上天正眷顾楚国,我们岂能争锋?是河流湖泊,就要容纳污泥浊水;是山林草野,就要藏匿毒蛇猛兽;是美玉,就一定隐含瑕疵;是国君,就必须忍受屈辱。这是天道,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按兵不动一箭不发,只派了一个名叫解扬的使节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解扬路过郑国时,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楚人用重金贿赂解扬,要他去送假情报。解扬三拒不成,只好答应。然而当解扬登上楼车向宋城喊话时,喊出的却是:宋国弟兄们顶住!我军全部集结完毕,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勃然大怒,下令要杀解扬。庄王对解扬说,出尔反尔,什么意思?非我无情,是你无信。上刑场吧!
解扬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解扬说,君能发布命令,叫义;臣能完成使命,叫信;以诚信实现道义,叫利。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一个使臣受命而出,使命就是生命,又岂能被人收买?先前应付君上,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那才叫作守信!
于是庄王放解扬回国。
其实解扬喊不喊话都无所谓。事实上,到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五月,楚人军粮已尽,也熬不住了,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舟的儿子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申舟是明知必死无疑,也硬着头皮前往宋国的。他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命难违臣道有责,另一方面也因为庄王夸下海口许下诺言。现在,申舟已慷慨赴死,庄王却言而无信,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这时,楚国的另一位大夫出了一个主意: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修水利,开荒种地,而且说干就干。传递给宋人的信息也很明确:申舟之仇,非报不可。你们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走;一年不投降,一年不走;一辈子不投降,一辈子不走。反正我就跟你们杠上了,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举国震惊,欲哭无泪。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宋都被围已八九个月,城中早已粒米无存。国人只能交换孩子杀了吃掉,拆解尸骨作为燃料,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请问谁能救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宋国执政华元挺身而出,半夜三更潜入楚营,把楚军统帅子反从床上叫起来。华元说,寡君派元来实言相告:敝国弹尽粮绝,只能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但即便如此,要我们签订城下之盟,则无异于亡国,断然不能。如果贵军能够后退三十里,惟命是从。
现在轮到楚人震惊了。他们退军三十里,与宋国签订了条约,相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并以华元为人质。至此,鲁、宋、郑、陈皆从楚,楚霸业成。[5]
但,这是怎样的霸业!
两笔账
围宋之役,有两个邦国的态度值得玩味。
这两个邦国,就是晋和郑。
照理说,晋国是应该救宋的。这不但因为晋宋之间有盟约,也因为晋楚两国有如冷战时期的苏美,既是霸权的代表,又是争霸的劲敌。实际上楚庄王称霸之难,就在于有晋。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争霸的邦国,不是五个,而是四个,即齐、楚、秦、晋。其中,晋国又最霸道。从文公创霸,襄公继霸,到厉公复霸,悼公定霸,霸权二字始终不离晋国,伴随他们走完春秋。
晋,是楚的死对头。
不过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晋国维持霸权之难,就在于有楚。楚,是从华夏诞生霸主之日起,就强行掺和进来的。跟齐桓公争霸的是他们,跟晋文公争霸的也是他们。所以,无论于情于理,于义于利,晋都应该抗楚援宋。
那么,晋国为什么作壁上观?
因为邲之战。
邲之战,是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国的第二次大战。它的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讲过,这里要说的是背景。背景,就是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春秋却像黑社会掰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郑国大夫子良就说,反正晋楚两个大国都是不讲道德只讲武力的,那就谁打过来我们跟谁吧!大国都不讲信用,我们守什么信?[6]
可惜中小邦国做墙头草的结果,是挨打的次数更多。因为没有哪个大哥会纵容小弟叛变,也没有哪个小弟会连巴掌都没挨过,世面都没见过,就乖乖地跟了某个大哥。何况跟了以后也不消停,得在大哥身边鞍前马后。结果是什么呢?不服软,要挨打;服了以后转变立场,也要挨打;服了以后不转变立场,则要跟着去打别人。如果是中等邦国,则还可能仗势欺人,欺负一下小国,顺便捞点油水。
因此,中小邦国卷入战争的次数,不会少于大国。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参战的次数是七十二,宋国是四十六。这些战争,有的是自卫,有的是侵略,有的是因为要服从霸主的命令,还有的是因为左右摇摆。
摇摆也不奇怪,因为没有谁永远强势,永远胜利,永远是老大。比如城濮之战晋胜,邲之战就是楚胜。一方胜利后,另一方的小弟,就会自动或被动地臣服和依附于胜利者。失败的大国当然不干,就要教训这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弟。小弟扛不住,又归顺原来的老大。新的老大当然也不干,就要来找他们算账。这个账当然总也算不清,最后只好两个大国再打一仗,算总账。
这就是所谓“晋楚争霸模式”。夹在当中两边挨打的,只能是中小邦国。[7]
郑国就是如此。
说起来郑在春秋早期,也是一条汉子。但到楚庄王时代,却已是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鲁文公十七年(前610),郑国虽然追随晋国、伙同卫国和陈国伐宋,但晋国仍然怀疑他们与楚国私通。郑国无奈,只好写信向晋国再三解释,那语气简直就是哀鸣。信的最后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大国如果总是不能体谅,那我们小国真是走投无路了。[8]
可惜大国从来就不体谅,而中小邦国也不能不替自己打算。两年后(前608),宋国由于被晋国痛打,从了晋。郑国跟宋国是世仇。宋国从晋,郑国就从了楚。陈国和蔡国历来是宋国的跟班,于是陈国也从了晋。楚庄王见陈国和宋国叛变,就起兵侵陈侵宋。晋国为了救陈救宋,则起兵伐郑。楚国为了救郑,在北林(今河南新郑市)跟晋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后被释放)。郑国则在第二年(前607)奉楚国之命伐宋,大获全胜,还俘虏了宋国执政华元(后来逃走)。
这下子晋国火冒三丈,一连几次伐郑,一直打得郑国投降。郑国与晋国结了盟,楚国当然要教训他。于是从鲁宣公三年(前606)起,楚国接二连三伐郑,也一直打得他投降。不过这回郑国服楚以后又叛楚。楚庄王岂能容他,便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春天将郑都团团围定。
于是被围的郑人进行了占卜,然后在太庙里和城墙上放声大哭。三个月后,郑都沦陷。郑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前来救援的晋国三军咽不下这口气,与楚军开战,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这场战争,就是邲之战。
有邲之战,才有宋之围。实际上,楚庄王围宋之前,晋景公已在同一年伐过郑了。只不过没有真打,而是陈列部队,耀武扬威。晋人公开的说法,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情况,多半是被楚人打怕了。所以,围宋之役,晋国袖手旁观,郑国则甘当楚国的马仔。
邲之战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楚国成就了霸业。今后的历史,将是晋楚继续争霸。这是一笔账。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开始联吴,楚国开始联越。这是另一笔账。晋与楚是对手,吴与越是世仇。他们的背后,又有齐与秦。齐国常常帮助晋国,秦国则往往帮助楚国。齐助晋,秦助楚,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大霸国。晋联吴,楚联越,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小霸主。有了他们,争霸战争的戏码将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而华夏文化的雨露,也将滋润到长江下游。[9]
这两个小霸主,就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阖闾伐楚
阖闾称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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