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6]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路遇孔父嘉之妻,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也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7]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
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把老本都赔进去,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虢在今河南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此事荒唐。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何存?
鲁隐公三年(前720)三月十二日,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的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8]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长葛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即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分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邦国,简称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采邑,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