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上谕真的到了宿松:"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开了,驻扎在宿松的湘勇将官们纷纷前来祝贺,宿松、太湖、望江等县的县令们,一个个亲自坐轿来,连远驻徽州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也打发人飞骑奔来道喜。凡前来恭贺的人,曾国藩一律不见。他在大营墙上张贴了一纸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远,无暇应酬,贺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职守,本署督已祗受矣。"因为事先早已知道,曾国藩对这道上谕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深感临危受命的重大责任。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石达开的二十万人马虽已进入川贵,但随时都可返旆东来,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合起来至少还有五六十万。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藩,这些天来时常有一种苍凉之感。朝廷在江南大营溃败、四顾无人的时候,才想起依靠湘勇的力量,就在要依靠的时候,仍不愿干干脆脆把江督授予他这个湘勇的元勋,而要授给胡林翼。难道说,皇上对他的成见,一直耿耿于怀吗?每当想起这些,曾国藩便涌出一种强烈的委屈和失意之感。有一天深夜,凝视灯火,居然信笔写出了一首这样的五言诗: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写完后,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会心灰若此!他想,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这种思想都要不得。他烧了这首诗,打起精神,考虑今后的用兵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早在江南大营失败前,便和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那时只局限于湘勇及胡林翼所掌管的部分绿营的调配。现在不同了,两江地方的绿营都可以由自己来节制。当然,绿营还包括多年来和湘勇一起打仗的多隆阿部。
曾国藩将前些日子磋商的事理出个头绪来,作出了几点决定:首先,他清楚地认识到,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错误的,必须改由西面进攻的策略,也就是两年前复出时所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即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长江在安徽境内有两座重要城镇,一为江北的安庆,一为江南的池州,占住了它们,即打开了攻破江宁的大门。拿下安庆,这是曾国藩复出后的第一个战略任务,可惜李续宾、曾国华辜负重任。十天前,经胡林翼提醒,曾国藩已拟定调九弟国荃去安徽。他密函九弟:把围安庆当作围江宁的演习,训练部属,积累经验,日后好抢夺攻克江宁的首功。曾国荃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接到大哥的信后,立即出发,一面又派人回湖南再募五千人。有了攻吉安的经验,他对下安庆充满了信心。曾国藩又把满弟贞干的贞字营扩大到两千人,也调往安庆。吉字营、贞字营,才是真正的曾家军。安庆方面可以放得心了。池州如何对付呢?
韦俊,又名志俊,广西桂平人,韦昌辉弟,金田起义参与者,初封国宗。咸丰三年,与石祥祯等率军西征。咸丰五年至六年期间镇守武昌,罗泽南即死于其手,后转战江西吉安等处。咸丰八年,授右军主将。咸丰九年守池州府时投降清廷,后被清廷授以副将加总兵衔。
守池州府的是太平军左军主将定天义韦俊。太平军三下武昌,其中两次的总指挥便是他。咸丰六年,他在武昌城头亲自指挥打死了罗泽南。曾国藩既对韦俊恨之入骨,又佩服他是个难得的将材。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是不是不用武力,而用离间计,使韦俊挟池州投降呢?对此,曾国藩没有信心。太平军深受拜上帝教的影响,团结心强,要他们叛教投敌,怕是难办。
另一件大事,是两江总督目前驻节何处?朝廷严命赴江苏,江苏一时固然不能进,但也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朝命不理。曾国藩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指划着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的路线。他在祁门县境停住了手指。祁门处于丛山包围之中,一条大道贯穿县城,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景德镇,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营,又可以与浙江、江西互通声息,是个驻节的好地方。
还有,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以及浙江四省的巡抚,是至关重要的大员,必须逐步地不露声色地替换,他们一定要是可靠的心腹,否则难收指臂之效。可任巡抚的人选,他心中已有两个:一个是彭玉麟,一个是赣南兵备道沈葆桢。沈葆桢字幼丹,福建闽侯人,林则徐的女婿,品行才干,都有岳丈之风。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咸丰五六年间,曾在湘勇营务处供职一年多。以福建人、名臣之戚而与湘勇有如此渊源,实为难得,既可引为心腹,又可免尽用湘人之嫌。还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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