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年

爸爸长裤上的裂缝，人们花了很大一笔费用……”“我会缝纫，”我脱口而出，“也许比你还会。”

    玛丽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她气急败坏地说，“连……连个家都没有！”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一时间，我只能想出一句话：“至于你，你没有半点礼貌。”我站起身出了屋，关上了房间门。在幽暗的走廊里，我思忖着自己的出路：我可以逃，但我逃到哪里去呢？

    片刻后，房间门开了，范妮溜了出来。“天哪，孩子。”她低声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多嘴？”

    “那姑娘太刻薄了，我怎么冒犯她了？”

    范妮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她的手指很粗糙，长满了老茧。“斗嘴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但我明明做得很直。”

    她叹了口气：“玛丽让你返工，其实只能亏她自己。她可是按件计酬的，所以我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什么。可你……好吧，问你一件事，他们付钱给你吗？”

    “付钱给我？”

    “范妮！”一个声音突然在我们的头顶响起。我们抬起头，一眼看见伯恩太太站在楼梯顶上，脸涨得通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她是否听到了我和范妮的谈话。

    “没什么要劳您操心的，夫人。”范妮赶紧说，“姑娘们拌了几句嘴，仅此而已。”

    “吵什么？”

    “说实话，夫人，我觉得您才懒得听呢。”

    “哦，可我真的很想听听。”

    范妮瞪眼盯着我，摇了摇头：“嗯……您见到下午送报纸那小子了吗？她们在争那小子是不是有心上人。姑娘们的德行您也知道。”

    我慢慢吁了口气。

    “还真是冒傻气，范妮。”伯恩太太说。

    “我本来就不想告诉您嘛。”

    “你们俩回屋去吧。多萝西，这种胡说八道我半句也不想再听到，你明白吗？”

    “是，夫人。”

    “还要干活儿呢。”

    “是，夫人。”

    范妮打开门，先我一步进了缝纫室。整整一下午，玛丽再没有跟我搭过话。

    当天晚上吃晚餐时，伯恩太太给的是牛肉末、被甜菜染成粉色的土豆沙拉，加上不太嚼得动的卷心菜。伯恩先生大声嚼着，我能听见他那下巴发出的每一声吱咕咕。我知道，餐巾要铺在腿上——是祖母教的，我也知道如何用刀叉。尽管牛肉尝上去跟硬纸板一样干巴巴、没滋味，我却一个劲地狼吞虎咽，只差没往嘴里猛塞了。“细嚼慢咽，要像个闺秀。”祖母曾经说过。

    过了几分钟，伯恩太太放下餐叉，说道：“多萝西，该跟你讲讲家规了。你已经清楚，你要用屋后那间厕所。星期天晚上，我会让你在厨房旁边的洗手间浴缸里洗个澡，每星期洗一次。星期天也是洗衣服的日子，你必须搭把手。就寝时间是晚上九点钟，时辰一到就熄灯。走廊壁橱里有张草垫子给你，晚上你要取出来，早上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回去。姑娘们八点半就来，在那之前要收好。”

    “我要睡在……走廊里吗？”我惊讶地问。

    “你不是指望跟我们一起去二楼睡吧？”她笑出了声，“那可天理不容啊。”

    吃完晚餐后，伯恩先生声称要出门逛逛。

    “我也有事要做。”伯恩太太说，“多萝西，你去洗盘子，千万小心别把东西乱放。你要跟我们学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认真观察，自己学。我们把木勺放在哪里？装果汁的玻璃瓶又在哪里？对你来说，这个游戏应该很有意思。”她转过身，准备离开，“晚饭后，你不得打扰伯恩先生和我。到时间你就必须乖乖上床睡觉，把灯关好。”她微微一笑，说道，“我们希望养你会是件好事，不要辜负我们的信任。”

    我环顾着四周：一只只盘碟堆在水槽里，一截截切下来的甜菜染红了木头菜板，炖锅中装着半锅晶莹剔透的卷心菜，烤盘烧得焦黑，还沾满了油。我又瞥了瞥门，确信伯恩夫妇都已经走了，这才用叉子叉起一大块没滋没味的卷心菜，贪婪地吞下了肚，几乎嚼也没有嚼。我一边聆听着伯恩太太是否上了楼，一边吃光了剩下的卷心菜。

    洗盘碟的时候，我的目光越过水槽落在窗外，落到屋后的院子里。黄昏正渐渐褪去，窗外一片朦胧。院子里有几棵细长的树，瘦巴巴的树干分出几条枝丫。等到我洗干净烤盘时，天色已经暗下来，院子再也看不清了，炉子上方的时钟显示着七点半。

    我从厨房龙头给自己接了一杯水，坐到桌旁。现在去睡觉似乎太早了些，但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没有书可读，这栋房子里也见不到一本书。在伊丽莎白街的公寓里，我家的书也不算多，但双胞胎兄弟总爱从报童那儿讨些旧报纸。上学时，我最爱的是诗：华兹华斯、济慈、雪莱。老师曾让我们背过《希腊古瓮颂》21，此时此刻，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厨房里，我闭上双眼低语起来：“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受过了‘沉默’和‘悠久’的抚育……”22可惜的是，我也就记得这么多。

    正如祖母常说的那样，我必须往好处想。这里也不算太糟糕吧。房子简朴了些，但并非不舒服；餐桌上方的灯温暖而喜乐。伯恩夫妇不愿把我当个孩子对待，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想当个孩子。干活儿能让双手和脑子都不歇着，也许正是我需要的东西。再说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去学校上学了。

    我想起了伊丽莎白街的那个家，它跟这里是如此不一样，但说真话，却也不比这里强多少。午后三点左右，妈妈依然卧床不起，在闷热中躺在她那黑漆漆的房间里，我的兄弟们哀哭着讨吃的，梅茜呜呜咽咽，我则以为闷热、饥饿和噪声会把自己逼疯。爸爸来了又走。“在工作呢。”他说。但他带回家的钱却一星期比一星期少，午夜时分还会跌跌撞撞地带着一身酒臭回家。我们会听到他“咚咚”地走上楼梯，高唱着爱尔兰的国歌，“我们是战斗民族的子孙，从不蒙羞受辱；当我们进军之时，面对敌人，我们将唱响战士之歌……”紧接着他冲进公寓，结果挨妈妈一顿训，让他小声点，而他会站在卧室昏黄的灯下。尽管父母认为我们全都已经安然入睡（我们也全都装作已经入睡），我们却一个个心驰神往，拜倒在爸爸的欢歌和气势之下。

    在走廊的壁橱里，我找到了自己的手提箱和一堆寝具。我铺开一张马鬃床垫，上面再放一个泛黄的薄枕头。壁橱里有条虫蛀过的被子和一条白床单，我把床单铺在床垫上，掖好四周的边角。

    睡前我打开后门，向厕所走去。光亮从厨房窗户透出来，投下了大约五英尺朦胧的光晕，光晕之外则一片漆黑。

    脚下是易折的青草。我认得路，但晚上跟白天不尽相同，前方棚屋的轮廓几乎看不清楚。我抬头仰望着没有星光的夜空，一颗心怦怦直跳。这片无声的黑暗比城市的夜晚更让我心惊，城里还有噪声和光亮呢。

    我打开门闩进了棚屋，紧接着却一边发抖，一边拉起短裤溜之大吉。棚屋的门在我身后“咣当”作响，而我一溜烟穿过院子，越过三级台阶跑进了厨房。我按照吩咐锁上了门，靠在门上气喘吁吁。正在这时，我发现冰箱上挂着一把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在外面的时候，伯恩先生或太太一定下过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