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希姆莱——戴笠

两名特务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你谈话，请跟我们走，你看家里还有没有事？”韩复榘听了吃一惊，回答说：“我没有家。”遂起身下楼，一看院子里，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自知死期将临，便对两名特务说：“我脚上的鞋子，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手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背后“砰砰”飞来两枪，韩复榘连中两弹，当即毙命！

    戴笠杀了韩复榘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说：“本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法院审判决(正本)。被告韩复榘，男，47岁，河北霸县；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被告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等情一案，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理终结，判决如左：（主文）韩复榘不听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被杀后，尸体于1月25日收殓，移至武昌长春观内暂厝。尔后，由其二太太纪甘青及其亲信王恺如等，运往豫南鸡公山安葬。

    戴笠诱捕韩复榘成功，自始至终得到汤恩伯帮忙，也讨得蒋介石的欢心。

    1941年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与英国合作举办中英情报合作所，并共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戴笠乘此机会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派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设司令部于重庆小龙坎周家湾，先后成立了7个纵队。然而这些部队一遇到日军，便作鸟兽四下逃散，根本没有抵抗力，这也是戴笠所始料不及的。

    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很密切

    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汤恩伯有“中原王”之称，两人都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原来是没有联盟关系的。胡宗南一心打造黄埔系统，想做穿黄马褂的头，然后才能做蒋介石的接班人。他估计与他相争的对手，一个是老牌的何应钦，一个是后起的少壮派陈诚。上海《字林西报》曾预测蒋介石的接班人，也是按何、陈、胡的秩序排列的。戴笠很了解胡的内心世界，便为胡、汤充当牵线人。这对戴笠本人来说，三人之间的联盟一成立，也是极其有利的。

    1943年秋，在洛阳的龙门石窟，胡、汤、戴三人坐在南面的桥头上，指手划脚，不知在谈些什么？一直谈到十点多钟，三人才慢慢走过桥来。戴笠挥手对手下的一个副官说：“你陪胡、汤两长官先到石窟去休息，我随后就来。”说罢，他带着两个卫士爬到香山自家的最高处，四处了望了一下，打一个转转便赶上了他们。胡宗南笑着对戴笠说：“用不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戴笠答复：“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接着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戴笠仰天一阵哈哈大笑。

    他们三人走进石窟，副官将准备好的食物安排在石桌上，然后故意避开走出洞外。约半小时后，戴笠高声大喊叫副官进去。副官走进石窟，只见三人一边在日记本上写着，一边口里喃喃作声，不知在做些什么。戴笠一见副官便高兴地说：“请读读胡长官写的诗。我不会作诗，但很喜欢诗。”胡谦逊地说：“聊作永久纪念，献丑，献丑。”胡将他的日记本递给副官，上有多次改涂过的一首《盟誓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

    汤恩伯与戴笠的关系，远远超过胡、汤之间的关系。1943年至1944年之间，戴笠曾三次到汤恩伯的驻地河南叶县。只要戴笠一到，汤恩伯立即带着亲信将领到场陪宴观剧。戴笠大模大样，那副骄横的神情，连旁人看了都过意不去。在座作陪的有汤恩伯的下属孙元良、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等一批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一期老大哥，杂牌部队的将领则有何柱国、沈克等人。在这些人当中，论资历，论年龄，都超过戴笠，可是他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目，因此不知多少人暗地里摇头唾骂。

    1943年年底，汤恩伯与戴笠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汤恩伯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到株连的那就更多了。以后这一案件，由汤恩伯移交给戴笠，戴笠即交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作进一步的追查，造成了更大的灾害。叛徒袁晓轩则被岳烛远派人护送到渝请赏。以后这个无耻的叛徒，既被派到军统所属的特务训练班充任过校级教官，也利用他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而又在东北军系统中混过多年的关系，被调到军统局渝特区的岗位上，做了东北组的少将组长，以伪装东北军老军人的身份，专门在东北军系统中爱国民主人士里活动，吃亏上当的人不知多少。

    汤恩伯在河南称王称霸的8年，戴笠与之勾结日紧，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戴笠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由于孔祥熙的推荐，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戴笠接过局长后，保张果为负实际责任)。汤恩伯所控制的苏、鲁、皖、豫四省边区地带的界首，正是武装走私的大好通道。戴笠如此插入财界，据说是得到张学良身边的王公简(此人是青年党，经胡宗南介绍给戴笠的)献计献策而来。戴笠委派前河南站长刘艺舟为河南缉私处长，兰训班教官刘鸿烈为甘肃缉私处长，兰训班副主任王孔安为宁夏缉私处长，前川康区长廖宗泽为四川省缉私处长，前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为陕西省缉私处长。这就是戴笠以中原作中心，控制豫、陕、甘、川、宁五省的“八阵图”。戴笠又派其老牌亲信张树勋、王兆槐为界首货运分处处长，配备道奇牌载重汽车数百辆，日夜奔驰于豫陕川道中，抢运之忙，急如星火。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边得力捞钱手贝祖贻，精心献策，收集敌伪各种钞票的样品，到美国仿印了一批日伪假钞票运回，然后到敌伪区去使用。后来经过一番核算，假钞如此笨重，运费很贵，不如购买印钞机在渝自印。这就是后来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占地区收购、抢运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汤派其军需处长胡静如及驻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到界首设有抢运物资大做生意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汤、戴也是不分家的。汤恩伯武装走私、抢购、抢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他们在进入敌伪区抢运物资的同时，还对敌伪文武官员进行收买。他们收买过汪精卫的军政部长鲍文樾，驻商邱的皇协军长张岚峰，驻开封的汪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汪伪驻新乡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等，甚至还派遣陈旭东去“满洲国”收买过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之，他们对待汉奸群中的大头，不论是文的武的，不论是汪伪系统的，还是华北王克敏系统的，抑或是伪满洲国张景惠系统的，一律假传圣旨封官许愿；必要时，先发通天委任状或证明书，如此这般一来，当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灾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

    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军统局以戴笠的兼职而设的机构外，为了打通路线，抢运物资，还得保证安全运到重庆，一时在界首、临泉设立的特务机构如林，例如以陈旭东为界首特别站长，以周兆祺为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以刘国宪为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以周麟祥为临泉特别班的副主任，以刘培初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长。与此同时，戴笠在第一战区长官部还设立晋冀豫鲁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戴笠特别重视这个总队，原来想要张严佛兼任总队长，张知难而退，戴笠便从陕西缉私处岗位上将乔家才调来担任总队长。(陕西省缉私处长改调金闽生接充。)此外，戴笠将东北军老将领袁佐唐，以华北策反专员的名义调驻界首，令帮会大头头刘明德与袁相互策应配合。他关照两人要跑满台，苏鲁皖豫边区都要跑到，晋冀鲁豫边区也要显神通。戴笠有的是假伪钞，多花点没有关系。

    一生的得意之作，就是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早在1938年3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时，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及中统)，同时奉命扩大为局，即：将原有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将第二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局)，先后以钱大钧、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有关这一改组扩大的情况，关系到戴笠升局长的资历问题。蒋介石认为复兴社是学德意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共产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他认为戴笠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并把戴笠叫去谈话，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的是“蒋介石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很快，戴笠就入了党。

    戴笠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他手中握着一件新式秘密武器，就是破译无线电通讯密码。从1933年12月开始，戴笠就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1936年魏大铭破译出一封日本外交密电，首开纪录。

    破译密码是一项从暗中摸索密码规律的极复杂极细致的工作。由侦察台收抄来的密电码，首先要从呼号中弄清是哪方面的电台，再由密码破译人员针对发报电台的性质，估计可能的内容，先从虚构摸索入手，在一份电报中找出相同的电码，把它假定为某一个常用字，然后仍用假定的意义来摸索、试探，逐步得出一份电报的全文，又日积月累地逐步构成较完整的密码本。若破译成功可以说是涉及到敌我双方生死存亡，其情报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所以戴笠十分重视破译的技术研究工作，后来专门成立了以温毓庆为主任的特种“搜术研究室”，聘请《美国黑室》一书的作家亚德利为顾问。

    1939年，戴笠于日本俘虏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日文50字母组成方法之概况，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由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对研译日本军部密码的工作获得日益进展，每天都有十几份经破译出来比较重要的情报电文呈送给戴笠亲阅。如日本驻美大使白鸟敏夫从日本去美国赴任，从沿途发回日本国内的重要电报，均由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每天由姜毅英少将呈送戴笠亲阅，从而使戴笠对白鸟敏夫的动态了如指掌。戴笠对这种材料极为重视，收到后当天必读，并择要转呈蒋介石。

    1941年冬天，重庆杨家山公馆的办公室内，戴笠穿着少将衔军服，皮鞋在地毯上盖印似的压过来又压过去。

    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未定。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的“日本方面派来栖三郎去美国见罗斯福总统，想拉美国和日本站在一起”的一份重要情报，呈交给戴笠，戴笠阅后忙向蒋介石呈报。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情报后，迅即示意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罗斯福总统，说：“美国必须拒绝日本的请求，并应明确向日本宣战。美国不能出卖中国，如果美国要和日本人妥协而出卖中国，那么，中国就只好自己出卖自己了。”蒋介石这里所说的“自己出卖”，就是暗示中国要在迫不得已时主动向日本投降。

    郭泰祺用宋美龄的署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电报，这一手果然起了作用，罗斯福很快拒绝了来栖三郎的请求。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戴笠由此预感到日美之间必然风云险恶，剑拔弩张已是指日可待，他来回地在室内踱步，策划着下一步棋的走法。

    “报告！”室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的音色有些尖细，戴笠一听便知是译电组少将组长姜毅英。当即回答一声“进来！”

    姜毅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原名姜鹤根，江山县新塘边人，杭州高中毕业，身材苗条，容貌美丽，五官迷人。不知情者，决不会知道她是木匠的女儿，现在是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的权威之一。她手里拿着一份电文，神情略显紧张，一开口就用江山话说道：“报告局长，今天破译出一份重要电报，11月26日早晨9时，日本特遣舰队有30艘舰艇，包括6艘航空母舰，已经悄悄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迎着风雷，似有朝珍珠港方向进发的迹象。”

    戴笠因为他对日美关系的判断得到证实，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情不自禁地一把将姜毅英拥抱起来，随即放开手说道：“记住，蒋介石总裁之所以能成为领袖，其中很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位贤内助。”姜毅英凑趣说：“这个嘛，自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局长也有必要物色、培养一位像‘夫人’一样的贤内助了。”(意指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余淑衡送美国去留学、培养，并预定作为未来的太太之事。)戴笠决定把日本人企图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转告美国，借以显示军统局破译密码的神通，并讨好罗斯福总统。于是在呈经蒋介石批准后，指示毛人凤立即把消息通知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由肖勃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德权接到情报后，急忙转致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司令部。

    岂料，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听了戴笠提供的情报，竟然捧腹大笑。他们根本看不到军统局的情报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意图破坏美日关系。西方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认为日本在军火方面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美日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日本海军为了迷惑美国海军无线电台的谍报工作和掩盖它偷袭珍珠港的企图，除用改变航向的办法来迷惑美国海军外，又于12月1日零时更换了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致使美国方面对日本的意图全无警觉。而这一点，戴笠对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所获得的消息的可靠性，却是深信不疑，十分清楚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眼睛”盯着日本分属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赤诚、加贺、苍龙和飞龙等四艘航空母舰的行踪，但是无法查明它们的下落。

    由于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将军们骄傲自信，目空一切，对戴笠提供的“日本人有偷袭珍珠港迹象”的重要情报，竟一笑置之。结果，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舰艇、飞机，除出航未返的三艘航空母舰外，均遭到毁灭的命运。有40艘舰艇被击毁击沉，总共有2405人丧生(其中包括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上的1102人)，另有2000多人受伤。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得逞后，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痛定思痛，才想起戴笠事前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于是，美国海军情报署便立即找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戴笠自然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地在戴公馆大宴宾客。

    不久，肖勃陪同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准将到重庆，帮助戴笠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经蒋介石同意，前后在重庆建立了大小近500幢房屋，强占不少民房及田地，涉及30亩左右的范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为了接待梅乐斯和戴笠到西安视察，身为军统人员的警察局长肖绍文将玄枫桥13号花园别墅修葺一新，作为戴笠的临时住所，以为是适合戴笠的心意了。这花园别墅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军需处长王维之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派系的人全倒了霉。

    西安特工处长领他们到这所花园时，戴笠闷闷不乐，叫人立刻把警察局长肖绍文找来。肖来后，他劈头盖脸地大骂肖瞎了眼。接着一把拉着肖走到大门外，指着门牌号码，气冲冲地骂道：“谁将我住的门牌定为这个号头？身为警察局长，明天就有外宾到来，还能用这个号头吗？”他这一骂，肖才恍然大悟，只好将13号改为“甲14号”。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戴笠也像他的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一生最怕13这个数字对他不利。

    戴笠在陪同梅乐斯去东南沿海视察时，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以示威风。家乡有人问戴笠何以会同美国人合作共事？戴笠很得意地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有一张珍珠港王牌。”

    军统局从破译敌人密码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也正由于研究密码的工作的开展，使军统局本身遭受严重打击。

    原来军统局有一个研究破译密码的报务员李开锋，竟偷偷地去投靠汪精卫特工总部，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专门从事破译军统局的通讯密码。李开峰住在杭州汪精卫的政治保卫局内进行密码研究，经常把军统局的无线电波收下，破译出来，弄得戴笠火冒万丈，指令毛森务必除掉李开峰。

    神通广大的毛森，策动投靠日本人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想尽一切办法，伺机把李开峰搞掉。果然，在1943年的大年夜，李开峰从杭州至上海，随同一群汉奸给陈恭澍辞岁拜年。这天，他们吃酒赌博，狂欢直至深夜。刘全德便假献殷勤，于1944年正月初一凌晨，用陈恭澎的小汽车送李开峰回住处去。车至富民路长乐路口，刘全德偷偷拔出手枪，向李开峰连发两枪，打死了李开峰，然后飞身下车，迅即潜逃，后来至浙江省江山县峡口，暂住在他丈母娘家里，并从戴笠那里领得10万元奖赏。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

    从1941年至1943年之间，蒋介石政府军事部门先后与苏、英、美三国在军事情报上进行情报交流合作。最先是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罗申出面，要求中苏合作并成立中苏情报合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不久，因德苏战争紧张，苏联无暇东顾而告撤销。接着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派遣驻渝的情报人员，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的伪装下，以安德逊的名字出现，要求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所，并提出合组一支游击部队，由中国出人由英方担负所需经费和武器弹药等。蒋介石批令军统局办理，戴笠则将周伟龙自忠义救国军以代总指挥的头衔调到重庆，与英方代表进行过多次谈判，在小龙坎周家湾准备成立中英情报合作研究所。这时英国远征军元帅蒙巴顿，派遣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约40余人，来华学习游击战术。这个团到过西北、中原、东南等游击边沿地区实地察看，然后送到湖南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这个班名义上是派李默庵负责主持，实际讲授的教材及主要的教官人选，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提供保荐。叶将军亲自住班协助，才使这个班初具规模。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借机招摇撞骗，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他吸取了周伟龙不善于侍候洋大人的教训，认为要抓住美国佬以自重，就非亲自出马不可。他自封为合作所主任，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为副主任。梅乐斯派他的得力助手贝乐利中校为美方参谋长，听说是一位很能干的人。戴笠岂甘示弱，经精心挑选的结果，便调来李崇诗为少将参谋长，潘其武为少将主任秘书，黄天迈为总翻译，谢力公、陆遂初等为各组组长。为了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戴笠还大兴土木，赶建了办公室、宿舍、仓库以及别墅等等。从缫丝厂重庆特警班、立人小学起到杨家山止，在20多华里内的山谷中，建筑了数以百计的房屋，形成新的禁区。如果没有通行证件而误入其境的，便有遭受逮捕、拷打成招、永远监禁的危险。

    中美合作所，从美方来说，只是属于美国海军情报系统的一个支派，但是蒋介石政府却把它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1945年11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美方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即宣告结束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

    但是中美合作所并没有因为美方的退出而结束，从1945年开始，中美合作所成了人间的活地狱，在这里，无数优秀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遭到惨无人道的血腥摧残和迫害。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的前夕，还下令将关在原中美合作所的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全部屠杀，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家人。

    1943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洛宛自北非战场飞到重庆。杜洛宛与梅乐斯是各有系统，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戴笠热烈欢迎这个美国特务头子，比之蒋介石政府中的任何一次的招待都要丰盛。戴笠与这个特务头子多次长谈，欢迎杜到军统局设在罗家湾的局本部参观各处室，还邀杜洛宛在扩大的纪念会上讲演，戴笠率领在重庆的大小特务到场恭听。参观各处室本来是特务机关不容许的事，戴笠便以“不见外”而欢迎杜洛宛参观指导。这个美国特务头子特别欣赏军统局人事处设置的人事卡片，查人查事比查字典还要方便。当戴笠说明军统局有内外勤的职业特务20余万外，还拥有武装游击部队近20万人之多。那个美国人感到很诧异，伸出舌头，跷起大拇指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情报机关。”另外，杜洛宛认为军统局的无线电设备，条件虽然受到限制，但制度管理的办法好，敏感效率高……也得到了赞许。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

    从1942年起，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达到了露骨的阶段。日本政府的诱降政策，在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府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也正在加紧进行中。蒋介石政府的党、政、军、特的高级头目，纷纷投敌附逆，达到了高潮。因此，“曲线救国”的呼声，也就成为投敌附逆者的护身符。蒋介石对汉奸曾使用过暗杀锄奸的手段，后来为了安抚汉奸们并为其找到所谓出路，主要手段则是采取策动待机反正归来。到了日本快投降的前夕，则又喊出与中国共产党争天下，将策动汉奸反正列为最重要的一着棋。策反任务主要交给军统局，由中统局和政工局协助辅行。戴笠对待策反任务的执行，在局本部内指定主任秘书毛人凤、第一处处长鲍志鸿为正、副主任委员，成立策反委员会以主持其事。外勤单位除各区、站、组的策反任务之外，在上海统一委员会之下，派沈醉负责主持一个策反委员会，以汪伪政府及东南五省为策动对象地区。军统因人因事因地因时之不同，派出的军事特派员、专员、组长等等名义的策反人员，满天飞，多如过江之鲫。

    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蒋介石又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二人。所谓候选，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戴笠对老头子有言在先，不能不贯彻到底。他的算盘是打在讨主子的欢心和信任二字之上，党官还是放弃的好，于是再次坚辞不干。然而他却使出花招，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大批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投顺水人情的一票。他自己站在干岸上，只要自己的伙伴下了海，不愁龙王不献宝。戴笠的“不怕龙王不献宝”这句话，意思是将二陈操纵党权，垄断选举机器，比作龙王，把自己比作孙悟空，没有他这一闹，操纵党权的龙王是不会放松选票和席位的。由此可见，戴笠又一次坚辞中委及成全郑介民、唐纵之顺利当选，用心之深而且险恶了。难怪郑介民于当选后向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这几句话，确实是看穿了变戏法者的心灵深处。

    同年夏，正当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的节节胜利中，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以华北宣抚使的头衔，带着一批高级随员胡介眉、丁述本等飞到汉中。熊斌以为汉中行辕主任李仁宗可以协助，结果李无能为力，于是又飞到西安。熊斌深知胡宗南向来一把抓，不见得对他会有何帮助。他忽然想起了戴笠向他交代的话：如华北地区汉奸部队反正有何困难时，可找他。

    熊斌是日本陆大高材生，曾任前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华北地区的军事汉奸大头头，如庞炳勋、吴化文、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等等，几乎无一不出西北军之门，这就是他出任宣抚使的优越条件。于是他派高参胡介眉，通过高树勋驻西安的办事处长傅正舜等来与军统的人商谈。军统的人事先得到戴笠的来电，也向胡宗南面报必须协助的道理，胡表示同意，但也要给他一些面子。

    军统的人与熊斌见面后，立即要胡介眉等拟出计划，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经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解散，或倒向八路军一边。他们很快就拿出了方案：第一：立即以宣抚使转奉蒋介石命令，委任华北地区的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门致中等10余人为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电令拍发给新乡情报组组长李叔晋，责令孙殿英将原电星夜派员送达各接受命令者手里；第二：保荐军统局少将级特务头目龚春浦、陈仙洲、张振武、陈轶珍、谭松艇五人为华北宣抚使署专员，携带加盖关防印信的委任状，星夜出发，赶到各路先遣军总都亲自传达命令，亲交委任状，完成任务后返西安复命；第三：各地业经明令发表的先遣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不得擅自移防，要以维护治安秩序为重。

    上述情况，在华南、东南、华中、东北等地区，大同小异，都是在军统预谋计划下行动的军统局控制了汉奸元凶，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等，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据鲍志鸿说，戴笠对于“满洲国”东北军系统的大汉奸，发了不知多少绸子信，派陈旭东等人将绸子信缝在衣里内，分送到鲍文樾这样的大汉奸手里，也到过“满洲国”策动过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另外，广东系的大汉奸，曾经与蒋介石同过学，在粤军中共事的招桂章，是日本直接控制下的广东要港司令，军统派站长何崇校经过千难万险，终于策动了过来。华南15万汉奸武装部队是最先归顺的。

    1945年春节前后，戴笠来到北方区所属的西安视察，北方区的管辖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省。戴笠向北方区区长询问了对五省策反工作的部署之后，说：“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未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多，华南约20多万，共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执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20万人，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驭打天下。”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他为了抚慰亡故人员的家属，沽名钓誉一番，便想着竖立牌坊碑石之类的东西，以励来滋。但是，这些人员干的都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情，不便树碑立传，只得埋上一块石碑，一个字也没有。凡是到过缫丝厂杨家山戴笠公馆和中美合作所的，都会知道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面山坡上，于1944年前后建立的一块无字碑。由于碑石正反两面都没有刻有文字，当然也就不知碑的来历。当这块石碑竖立后，戴笠在一次扩大纪念的周会上，命名为“无名英雄碑”，并大肆表扬死难特务们的“功绩”。戴笠之所以要竖立这一碑石，也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干特务有十年；另一动机，是他听到中美合作所许多美国特务常常说到欧美各国无名英雄碑的故事，向往已久。

    自这块碑建立后，不少已故特务的家属带着流离失所、无人过问的子女，纷纷到碑前去嚎啕痛哭，大吵大闹，声言要向老头子(指蒋介石)告状。戴笠知道这一情况，认为丢了他一人的脸事小，丢了团体的脸事大。所谓团体，是指军统特务组织而言。因此，他迁怒于人事处长龚仙舫，龚被骂得狗血淋头。戴笠还要惩办哭碑为首者，后来经四一图书馆长毛子水老先生出面劝阻，才算没有追究下去。为防止再有哭碑事情发生，他令警卫团长杨清植派岗哨巡逻，不许家属走近石碑。龚仙舫受责骂后，赶忙成立“烈士”灵堂。但有堂无鬼，终不成体统。于是龚又急电各公密单位，不论是否烈士，凡是死了的、失踪了的都报上来，这样一来，名单上的“烈士”竞达八百余人之多。龚仙舫新任人事处长不久，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戴笠一看名册上竟有八百余人之多，火冒三丈大骂“以往的人都死光了”，还把名册撕得粉碎，弄得龚莫名其妙，戴笠连骂三天，连毛人凤也不敢见面。

    无名英雄碑引起的是非，还不止一起。有一次，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医病，曾到缫丝厂跑了一趟。当他走近无名英雄碑时，守护的哨兵说，这是无名英雄碑，要脱帽、肃静。哨兵没见堪梁，不知梁是十人团的元老，当然伤了梁的尊严。梁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戴笠对梁骂的事无可奈何，连饭也不敢请，暗地里骂梁骂个不休。戴笠自己解嘲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罗！”

    戴笠的红运，到抗日战争结束，从顶峰开始走入绝境。

    他在蒋介石大打内战20余年中，不知干了多少见不得天日的坏事。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积极准备打新的内战，主子的野心和阴谋，奴才当然能窥察得很清楚。每当特务头目外放到地方工作时，戴笠必定邀请共餐。餐后，他便得意扬扬地传授他的经验。每每这时他才会放下凶神恶煞的架子，谈笑风生。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他说只要抓住这五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等于抓住了对方的灵魂，则无往不通、无往不利了。究竟五字诀窍又是怎么凑到一起而成为必当亲自传授的诀窍呢？

    他每每首先点题说，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千里眼，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他说：“我之所以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把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他说完五字诀后，然后就举例为证。

    在戴笠的眼里，中国最难对付的人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从清朝到民国，他占据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别人钻了多少年钻不通，后来终于被戴笠钻通了，关键在裙带关系。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无从下手。以后他打听到阎与其堂妹阎慧卿乱伦通奸，这个妖精婆时常插手幕府里的事。于是他授意乔华堂(即乔家才)经常送礼，衣料和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个时期，却从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钩，她来找戴笠时，则有求必应，一本万利。打通那一关后，掌握阎的内幕还成问题吗？以后又打通了阎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此人是阎派在西安对付胡宗南的坐探，阎认为蒋介石要对他下毒手，离不了胡这个打手。黄是安徽人，对阎忠诚了一些时日后，认为阎的土皇帝作风吃不开，迟早会被蒋介石吃掉，不能不准备后路。胡对黄优礼相待，从无芥蒂，黄更感到意外，不但将阎的种种告胡，胡且助黄以骗阎，将关山西二战区的武器弹药经费等全操胡之手，阎便认为黄是功臣而不疑。

    通过阎慧卿的关系，戴笠打通了阎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吴绍之。梁和吴想着阎系亲信赵戴文、贾景德能够做蒋介石的考试院长、内务部长，安知他们就无此机缘。梁、吴相应心照不宣，与乔交朋友越交越深。山西省立医院院长李希绍是黄埔六期学生李希纯的胞兄，通过其胞弟吸收加入军统组织。此人能出入阎的宫帏，阎视为最可信的医师顾问，阎慧卿和梁、吴等心里当然明白，不过只是将阎蒙在鼓里，各卖各的药。李希绍于1945年夏，自渝返回山西途中，被美国飞机误炸而死，蒋、阎双方都为李大开追悼会，其中的奥妙，也是属于“五字诀”的运用。

    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东北三省为苏联红军所暂时控制。戴笠虽没有到过东北，却对东北这块新天地比之关内任何地区都要注意。照他的说法，东北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既是苏美之争的焦点，也是国共之争的焦点，决不可让沦陷14年的国土，又落入苏俄之手。他出于反苏反共拥美拥蒋的立场，遵循蒋介石的意旨，要在遣送日本侨俘归国的幕后耍一套阴谋手段。他在东北三省沦陷的14年中，曾千方百计地想将特务机构的魔掌深入到关外，但在日本严密的防范下，一直打不进去。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特务分子只有在临澧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活到日本投降后被释放。

    当时，关内各地要遣送回国的日侨俘约为250万人。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1946年春节前，戴笠的亲信沈醉被任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则用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的名义作掩护。这时，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自北平和山海关先后迁到锦州新城。杜聿明统率的部队，正在利用停战协定，暗中限令抢占承德、朝阳之线，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从北平发电给沈醉，要其做好与中共开战前的一切情报工作。

    1946年3月初，戴笠邀请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一游，以往在重庆、上海、青岛等地与戴笠就早有勾结，这次是戴笠与柯克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柯克即将退休归国，以美国海军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海军界的红人，戴笠之所以一再拉拢他，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柯克这次在北平停留了约10天，戴笠陪着他跑遍了故都的名胜古迹。

    生性好色，玩弄无数女性，与影星胡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

    但戴笠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叶与戴笠相好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赵霭兰，嫁给了他的朋友、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却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在戴笠的干预下，胡蝶和潘有声离了婚，后嫁给了他。为庆祝他和胡蝶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笠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

    几次差点被蒋介石“赐死”；他死后，章士钊为其撰墓志铭

    1946年3月初，戴笠在他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他曾说过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笠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双十二事变几乎做了替罪羊；如此等等。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派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了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从中周旋，才得免死。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十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一天下午，戴笠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一通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令戴笠立即返渝参加研究对付三大会议的决策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共为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戴笠接电后，沉不住气了，找来沈醉，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他又接着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罢后，他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沈醉考虑再三，感到这样的复电很不好着笔。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等三人，都是黄埔第一、第二期的老大哥，名单中列在前面。从蒋介石处理此事来说，是放平了的。郑介民、唐纵当然不会从中捣什么鬼。为何毛人凤不将此电先给他们看看呢？很显然，这是戴笠、毛人凤两个江山佬在画小圈圈。而且八人中，又有老牌的陈焯，他以往是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只是后来才变为相从的地位的。沈醉分析了许多情况，总的来说，与其说是戴笠的难关，不如说是蒋介石的难关，“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沈醉起草的呈复电，大致有如下的内容：重庆以炎兄亲译。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死后，沈醉去渝参加追悼会时，与主任秘书毛人凤相晤，问到那封复电已否上呈？毛人凤答复说：“那电稿原来是老兄代笔的！我与其武（保密局办公室主任潘其武）研究过，认为电报里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话，将会引起这祸福莫测，因而建议删去。谁料到老板（指戴笠，笔者注。）还未见到我们的建议电就去世了。可以想见，他是抱恨终天的了。”

    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俘两项工作情况，但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避开居于被宰割的八人会议，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另外他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号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

    1946年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

    戴笠死后，军统局于4月1日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内外勤的头头都到了，蒋介石亲自主祭，假惺惺地流了眼泪，说了许多安抚欺骗特务喽啰的话。礼毕，蒋介石在一批所谓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含泪以泣，家属们嚎啕大哭。毛人凤则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追悼会就此结束。

    戴笠坠机焚化未尽的残体，葬于南京灵谷寺附近的烈士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阳是吴稚晖题的“戴笠雨农将军之墓”几个字；碑阴是章士钊先生所撰并书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