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琉球国

董恂。在与这两位大臣的交谈中，日本使臣谈起了“牡丹社事件”，询问清廷是如何处置犯事的台湾岛民的，毛、董二人淡淡言道：“杀人者皆属‘生藩’，系化外之民，朝廷不予追究。”这句话让日本使臣抓住了把柄，“化外”的意思就是清政府无力管辖的地方，既然清政府无力管辖，那么日本就要代表琉球王国为死去的琉球人向那些“化外之人”讨回公道。

    当时的清政府依然将日本看成“小国”，认为日本人的话不过是一番笑谈。但是在清政府疏于防范之际，日本人却开始了其蓄谋已久的行动。行动是从海军将领桦山资纪与其部下装扮成大陆商人来到台湾进行秘密勘察开始的。在这次勘察中，日本获得了有关台湾沿岸地形的详细数据，为其日后武装登陆台湾做好了准备。

    桦山资纪回到日本后，明治政府很快组建了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总指挥的侵略军，准备出兵占领台湾。然而此时，明治政府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当时的日本国力尚不强大，缺少大型的运兵船只，无奈之下，明治政府只好向正在积极向东方世界扩张的美国租借了“纽约号”邮船。不久以后，明治政府租借美国邮船一事传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耳朵里，这让他很是吃惊，他担心美国势力的介入会破坏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他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宣布中立，但称邮船为民间船只，不在政府禁止之列。就这样，1874年5月，满载3000名日本侵略军的美国邮船驶向了台湾，并在琅峤成功登陆。

    英国公使威妥玛一直在关注日本的动向，当他得知日本军队登陆台湾后，立即向清朝政府报告了这一事件。清政府一开始对日本入侵并没有高度重视，以为只是日本不法之徒的骚扰。不久，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在陆续接到英、德、美等国的报告后，才认识到此次事件的严重性，随即上奏清廷，请求派员处理台湾之事。

    1874年6月，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沈葆桢到台后，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在台日军虽然接连攻破了十几个原住民部落，却很难向台湾的市镇推进。由于补给不及时，加上水土不服，很多日本士兵得了传染病，死亡者接近整个侵略军的三分之一。遭受了巨大损失，耗费了巨额军费却没有占得丝毫便宜的明治政府只得命西乡从道撤军。

    但日本并不甘心“无功而返”，9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到中国，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美国驻华公使忻敏向清政府提出条件，要求赔偿日本此次出兵台湾的军费。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清政府答应给日本死亡士兵10万两抚恤银，并对其在台修建的各类建筑以40万两白银购回。除了巨额赔偿，清政府还在《北京专约》中承认台湾“生藩”对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正是这条规定，为日后琉球王国被日本侵占留了下隐患。

    1875年，日本以武力强行占领琉球王国，要求琉球王停止向清朝进贡，并废除清朝年号，改为日本明治年号。眼见情势危急，琉球王尚泰急忙派人向清政府求助。但因此时清廷正忙于跟侵扰新疆的阿古柏作战，无暇顾及琉球一事。收复新疆后又不全力处置琉球国之事，致使日本在1878年4月，单方面将琉球王国改为直辖的冲绳县，并将琉球王室迁移到东京看管，对琉球开始了殖民统治。

    琉球形势的急剧恶化让清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879年3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李鸿章希望格兰特能从中斡旋此事。但当格兰特进行调停时，日本人却拿出《北京专约》当中“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一条，认为既然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就等于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领地，这让格兰特束手无策，也让清廷哑口无言。至此，因清廷的腐败无能，最终未能改变日本侵占琉球国的事实。

    尝到甜头的日本，彻底看清了与自己一水之隔、大清朝这个“庞然大物”，竟然是如此的软弱。世人皆有欺软怕硬的劣性，在利益面前表现得尤其明显。于是，琉球成了一次试探性的举动，成了推动“大陆政策”最强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