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把“明治”理解为“明智”,便会发现,明治天皇和他的臣僚在当时复杂的内外形势下,是多么“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曲折又宽敞,既给日本带来了无尽的好处,也给邻邦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不过,百年之后我们再回眸那段“明治维新”的岁月,在感叹清末“百日维新”失败的同时,也将意识到,国与国最大的差距并不在技术,而在于精神。
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后,日本的武家制度也随即走向了终结。以睦仁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决意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实现民族振兴,摆脱西洋诸国的控制,将日本带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
1868年9月3日,睦仁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取《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改年号为“明治”,于第二年将首都从京都迁到了东京,随即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走上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之路。史称“明治维新”。
维新的头一炮是从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开始的。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开始实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政策。所谓“版籍奉还”是指各领国将领地和百姓的统治权上交中央政府,领主失去特权,成为政府官员,以政府俸禄为生;“废藩置县”是在“版籍奉还”的基础上废除各藩国,以府、县的行政建制将全国分为3府72县,这3府分别是东京、大阪、京都,至1888年,后又并为3府42县。
明治政府还对身份等级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士、农、工、商”的四阶身份制,废除了公卿及各地藩主的贵族称号,统一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同时颁布了《废刀令》,禁止武士使用武士刀,并对全国人口重新进行登记,颁布《户籍法》,建立现代化户籍制度。
在身份制改革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士族”。1876年,明治政府颁布了《金禄公债条例》,用发行公债的方式一次性买断了“华族”和“士族”的俸禄,原本俸禄很高的“华族”获得了较高的公债额,而“士族”俸禄原本就低,所得公债额自然少得可怜,在华族享受荣华富贵时,“士族”,尤其是其中的下级武士的生活失去了依托,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
1882年,明治政府设立日本银行,统一货币,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土地也可自由买卖,并积极鼓励“华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地人员来往的频繁,各地落后的交通状况急需改善。明治政府于是大兴土木,兴建公路和铁路,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通车。到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明治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依然积极地发展近代义务教育。明治政府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所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学校除了教授各类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此外还向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派出留学生。除了在学校教育中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在民间,明治政府还大力鼓励神道教,并将其定为日本的国教,对国民进行思想控制。但是明治政府并没有限制其他宗教的存在,1873年,明治政府取消了对基督教的禁令。
在司法方面,明治政府仿效西方列强的制度,以法国刑法为基准,在1882年订立了日本刑法;1898年,以法、德民事法为基准,订立了混合式民事法;1899年,借鉴美国商法,订立了日本商法。
明治维新的重中之重是强兵,为了扩充国防实力,明治政府大力兴办国有的军工企业,同时,还积极鼓励各私人大财阀投资军工生产,并给予税收上的减免。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要求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要服兵役。现役为3年,预备役为2年,后来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将现役改为3年,预备役为9年。在全国总动员的情况下,兵员达40万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也显现出不同以往的精神面貌。人们开始从单纯的物质追求转向了对西方生活和行为方式的钟情,日本社会开始慢慢地走向西化。由天皇带头,人们热衷于穿洋装,看戏剧,跳交谊舞。同时,在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比如守时、讲究卫生等。
随着国力日渐充实,日本不断地跟西方列强交涉,要求废除以前幕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自1894年起,日本开始就废除条约陆续和列强展开了谈判,到1911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而就在逐步摆脱西方列强控制的同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日渐显露,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虽然在台湾人民和清军的抵抗下,没有得到任何便宜,却因为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意外地获得了巨额的赔款。1875年,日本军舰侵入朝鲜领海,蓄意挑衅,遭到守军炮击,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国,改为冲绳县。至19世纪80年代末,以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为主的所谓“大陆政策”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