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道:“我这就给洪承畴写信,合我二人之力,将流贼困在关中。那个时候,十万人马囤居一处,无粮可食,看他们能支撑几天,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车厢峡了。”
得到命令之后,祖宽行动得很快,他将自己的两千多关宁铁骑分成十队,每队由一位百长率领,分散出击,灵活机动,前去西安周围的各县骚扰秦军。这些关宁铁骑每个人两匹马,来去如风,到了农田之中,纵马践踏,还放火烧毁百姓房舍,农具等物。
李敢在一天之内,接连得到了七八处急报,都说有官军骑兵烧毁农田,驱赶百姓。他急忙派出骑兵前去迎战,同时报给秦王。
秦王知道,这是卢象升前来骚扰,不让百姓好好种田。更可以扰乱民心,逼得百姓迁居别处。他找来王翦张仪一商议,决定将离西安城较远的县内百姓,全部迁到西安城附近,在方圆五十里之内,广设田庄,集中耕种。这样就避免了四处受袭,无可救援的情况。
很多百姓初始不愿意,因为那些县城便是他们的家,但是官军的凶猛他们是知道的,不搬也得搬。于是许多百姓由秦军护送着,迁居到西安城附近。
集中居住与耕种也有好处,就是人多了,胆子就大,不怕官军前来骚扰。秦军又帮助这些百姓建起了围栏,将田地圈起来,以防官军骑兵冲击。
将农田护起来之后,秦王在城中逐步开始推行新政。因为只有西安一城,各种政策施实起来非常方便。告示一张,大家就都知道了。
首先施行的是保甲连坐法。
这道法十分厉害,商鞅在立定此法之时,就是要在百姓中实行军事化管理。五户一保,十户一甲,有报奸者赏,有藏奸者罚,一家报奸,十家有赏,一家藏奸,十家统罚。这样就有效地杜绝了外来奸细。
西安城四面受敌,立这样的法条,十分必要。
此外,因为西安经过战争,富户们逃走很多,秦王便下令将这些人的田宅分给百姓,此举极得民心。因此秦王的声望迅速扩大起来。其他县城的百姓听说了,纷纷携家带子,前来投奔,西安城内的百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人一多,事情就多,秦王设立了民官,专门管理这些流民。给他们分配住处,统领粮食,还因才施用,其中有工匠,马夫,书生,商人,各自因为自己的长处,而得到了发挥。工匠有木工,漆工,铁匠,泥匠等,被派去盖房子,打铁,马夫去养马,书生开始教儿童们读书,商人被派去各地买卖东西,女人们也开始织布,种菜,总之,没有人能够吃闲饭。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使得西安城不再像一个救济所,而像一个很大的家庭。
秦王治国,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事实上,秦国自商君变法之后,一直少有昏君,就是因为商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秦军始终走在一个正确的强国之路上,商君之法深入人心,不是一两个昏君就可以改变的。
大战之后,西安城得到了少有的喘息之机,已经过去一个月了,除了祖宽的关宁铁骑有时候来骚扰之外,没有打过仗。百姓们在城的四周开始耕种,城内也日渐繁华起来,商铺开门,买卖开张,各种物资运了进来,外地的商人们也开始来往。
而此时的官军,正在忙着对付高迎祥等人。
在明朝官员们看来,反贼久居一处,是好对付的,最头疼的就是高迎祥李自成这样的流贼,他们居无定所,来去无常,四处出击,八方攻掠。他们就像一把尖锥,明朝的疆土就像一只布口袋,锥子扎向哪里,哪里就破个洞,明军就像裁缝一样,四处补漏。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不管那些破洞,集中全力,对付那把锥子。只要将锥子毁去,破洞随时可以修复。
卢象升就是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高迎祥攻下了多少县城,掠夺了多少钱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迎祥手下有多少人马,怎么消灭这些人马。
此时,他就向着这个目标坚实地迈进着。
高迎祥与罗汝才离了西安之后,向东走了五天,来到华县,与等在这里的张献忠李自成会了师。
双方一见面,就展开了一场争论,李自成与张献忠都不同意和秦军这么快决裂,因为此时农民军手里,既没有多少钱粮,更缺少兵器马匹,李自成与张献忠的意思是,先倚靠着秦军的西安城,多要些物资,等到羽毛丰硬了,再与秦军翻脸,可是高迎祥这么一弄,谁也不好说话了。
毕竟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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