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换成金子,我若有事,师兄便替我前去。师兄若需用钱,尽管取用。”
第二天,刘宇将八斤金分装两份,一份五斤一份三斤,用鹿皮袋装了前往族叔家中。果然如他所料,刘怀升任考功丞的事确定下来了,剩下的便是到西园纳钱上任了。
刘宏西园卖官(1),明码标价,二千石二千万钱,四百石四百万钱,崔烈的司徒只花了五百万钱,让刘宏后悔不已。刘怀升任考功丞并非买官,但升官同样要给钱,尚书台任命官员后,官员必须到西园交钱才能拿到印绶上任。太仆考功丞掌制作器械,并非肥缺,价钱是百分之一,也就是三万钱。
刘怀尴尬地道:“宇儿,为叔为官十余年,所攒下的积蓄用来买了这栋宅院,手头着实没有多少余钱,想向你暂借些钱付给西园。”
刘宇笑道:“侄儿能有今天,全仗叔父带我从乡间来京,蒸饼铺能被天子所知,也是叔父相帮。叔父要用钱,何谈借字,尽管开口便是。”
说着,刘宇解开随身所带的鹿皮囊,将金条倒在案几上,金灿灿晃人双眼。刘宇道:“这是五斤金,是侄儿送给叔父的贺礼,三万钱叔父付于西园,其余两万钱用于应酬打点用。”
刘怀连连摆手道:“我自有万余钱,只需借用两万钱。其他的你收起来,要不然为叔要生气了。”
刘宇拱手道:“叔父曾教诲过我,门阀士族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靠得是宗族互助。叔父若能位居高官,对我、对宗族都是好事,岂不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略顿了顿,刘宇将后世的那句名言说了出来:“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蒸饼铺生意兴隆,这些钱对侄儿来说并不为难,将来叔父可以提携族人,家族由此而盛,便是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刘怀感慨道:“你能有此远见,不悋惜金钱,成就必在我之上。既然如此,为叔就不再客套,钱我收下,定为家族多做些事。”
刘宇将一个袋子放在桌上,道:“此处还有三斤金,有劳叔父托人带给族中,一斤交于孩儿的爹娘,二斤作为兴修族学所用,我族要兴起,不读书可不行。”
刘怀对这个族侄是刮目相看,叹道:“族中有宇儿这样的俊才,重兴指日可待矣。”
注(1):汉代卖官自汉武帝始,至汉灵帝市场化,根据史书记载汉灵帝卖官规定: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根据官职的肥瘠而定。汉灵帝卖官时长七年,及至后来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史书称许多想做官的人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只好望官兴叹,徒唤奈何。
这就存在疑问,据记载,汉代朝庭仅支付朝官及朝庭直接任命官员的俸禄,地方官员由刺史直接任用,这笔钱该如何计算?天下官员如此之多,州、郡、县、乡,这些人的升迁都要按上述规定交钱的话,除了世家门阀谁做得起官?上交的钱是归地方所有还是上交中央?汉代重农抑商,商人有钱也买不到官,任官采用察举征辟制,那些被推举征辟的官员要不要给钱?士大夫阶层既然嫌崔烈五百万钱买司徒有铜臭,那他们本身做官不用花钱吗,铜臭之说从何而来?那朝庭官员岂不是个个铜臭在身?史书上记载出身贫微的官员钱从何而来?他们哪有钱做官?汉灵帝时三公频繁换动,史书记载曹嵩花了一亿钱买了太尉,如果人人都如是,光靠换动三公九卿汉灵帝也捞饱了,也就不会有崔烈拜司徒时程夫人的那番话。
综上所述,个人感觉单纯买官、非正常晋升是要按价给钱的,但“及至后来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中的“后来”两个字,或许是到了汉灵帝死前才出现这种情况。本文根据自身需要,将正常晋升的价格定在百分之一,也就是说考功丞秩三百石,需纳钱三万。(书友莫细究)
《汉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天下官员的大致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