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二）

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⑤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注】

    ①特立独行：操守独特高洁，不随波逐流。②力行：勉力而行。③崒（zú族）：高峻。④从（zòng纵）：汇总。⑤沮：败坏，诋毁。

    根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其父死后二人互让，均不愿继承王位而出逃，归于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慨然以为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不孝，“以臣弑君”是不仁。武灭殷，周统一中国，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姜太公曾评价他们说：“此义人也。”韩愈则与众不同，大力称颂他们的“特立独行”，即“不顾人之是非”。

    文章起笔陡峭，开篇单刀直说“士之特立独行”的品格。比起“盘谷隐者”的“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伯夷这样的“特立独行”者还要在“武王、周公圣……未尝闻有非之者”时顶住“独以为不可”的压力，无怪乎后人用词中常见的术语“弱德”来比喻“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而韩愈眼中“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来只有一个伯夷。而伯夷之所以能够“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就在于他“信道笃而自知明”。“穷天地”指空间，“亘万世”指时间，意思是伯夷是天地之间、从古至今以至万世中唯一的“不顾人非”的“豪杰之士”，可见韩愈对伯夷推崇之高。

    与颂伯夷相对的是，韩愈在最末一段批评了完全没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今世之所谓士者”，他们一旦被人称誉就“自以为有余”，一旦被人批评就“自以为不足”，没有自己坚持的信念。这愈发显得伯夷“不顾人之是非”的可贵。而如果没有伯夷、叔齐的垂范，“乱臣贼子”则将“接迹于后世矣。”

    通篇高歌“特立独行”，坚守信念、举世非之而不惑，乃至“饿死而不顾”。但他的信念，是打破了君臣之道的局限的。文中没有像传统做法那样评价武王伐纣的是非，没有评价夷叔不食周粟的是非，丝毫不提及“商朝遗民”“宁死不屈”的“气节”问题，而只是单纯评价二子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是非，赞赏他们对信念的坚守的行为，而不论他们坚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此也就脱俗而不同凡响。“特立独行”既是韩愈对伯夷的称颂，也是韩愈终身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韩愈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

    《伯夷颂》虽然只有区区三百多字，却也“空际取势，如水一气奔注，中间却有无数回波，盘旋而后下”。

    首先在于排句的叠用，单单在首段中，七句就有五句使用了排比。紧随起首二句“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之后，韩愈开始层层铺排演进，语势狂肆腾涌，语句长短错落，变化句法，起伏顿挫。

    其次是在结构安排上，《伯夷颂》曲折有姿而逻辑严整。在第一段的铺排后，第二段却陡然一缓，回顾当殷之亡，周之兴时，微子“抱祭器而去”和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食周粟而死的的典故。语言精练警策，笔法灵活多变，不让形式包裹住个性精神的自由奋动。段末一个反问和“信道笃而自知明也”的精辟总结，一问一答，收束有力，突兀取势。

    后人评论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盖公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论而泄其愤。不知者谓为专指伯夷而言。”

    答李翊①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②？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③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④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⑤。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⑥，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⑦。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⑧。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⑨。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⑩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11}，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12}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13}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絶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14}，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15}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16}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17}，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

    ①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荐举李翊，称其为“出群之才”。②道，指立言之道。③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此乃韩愈自谦，称他本人对圣人之道尚未登堂入室。④立言：著书立说，流传后世。⑤所期：所期望的。甚似而几：很相似而接近。几，接近。⑥蕲：通“祈”，求。取于人：为人所取，意即见取于人。⑦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则你本来就已经胜过别人并被别人所赞许效法了。⑧其实遂：果实结得饱满。膏之沃者其光晔：油足则灯光明亮。⑨蔼如：和气可亲的样子。⑩戛戛：艰难的样子。{11}正伪：意即符合“圣人之志”者为正，不合者为伪。{12}昭昭然：明白清晰的样子。{13}距：通“拒”，拒止。{14}几于成：差不多成功，接近于完美。{15}肖：相似。{16}垂诸文：把道传之于文章，即以文章来载道，以期影响后世。{17}亟称其人：屡屡表扬其人。

    《答李翊书》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给李翊的复信，也是一篇著名的书信体论说文。清代于纾曾经评价说：“韩昌黎论文并不多见，生平尽力所在，尽在李翊一书。”文章围绕“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叙述了自己治学为文的经历，提出了“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的文学主张，表现了作者抨击世俗的勇气和顽强进取的精神。

    韩愈在文章一开头就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只有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有了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才会有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韩愈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学到纯正的道学。

    这种思想也和他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韩愈在这封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治学与修身从孔孟以来就是二而一的问题，治学就是自觉修身，修身就是涵养学问，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这个意思。韩愈也说，学问之道“不可以不养”，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养到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经过这样一番涵养工夫，就可以成就一位有道君子。

    此外，本文笔触细腻，转折过渡自然流畅。文中用“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等句子来形容专心读书，用具体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物，竟然绘声绘色，令人宛若在目，显得格外清新别致，生动贴切。

    后人评论

    林云铭《韩起文》卷四：“其行文曲折无数，转换不穷，尽文章之致也。”

    荆潭①唱和诗序

    从事②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愈既受以卒业③，因仰④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⑤；欢愉之辞难工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⑦草野⑧；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⑨；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⑩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11}，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12}而和之，苟在编者{13}，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14}。”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15}，书以为《荆潭酬唱诗序》。

    【注】

    ①荆潭：荆，指裴均，时任荆南节度使。潭，指杨凭，柳宗元的岳父，时任湖南观察使，后拜京兆尹，官终太子詹事。②从事：为州郡长的幕僚。③卒业：即读完全部内容。④仰：表示恭敬之意。⑤要妙：美好。⑥工：精妙。⑦羁旅：作客他乡，指游宦奔波之人。⑧草野：平民百姓。⑨仆射（yè夜）：唐初为尚书省副长官。开镇：唐代指出任节度使，镇守一方。蛮荆：指荆南，今鄂西、川东一带，治江陵。⑩韦布：韦带布衣，未仕者或寒紊者所服，此指寒士。韦，牛皮。里闾：乡间草野，平民所居之处。{11}较其毫厘分寸：比较文章高下。{12}属（zhǔ主）：连接，跟着。{13}编者：收录在这本诗歌集里。{14}纪诸册书：指编成书册。{15}子：指韩愈。公：指裴均。

    永贞元年（805），唐宪宗已即位，韩愈曾佐裴均任江陵法曹参军。当时裴均任荆南节度使，杨凭任湖南观察使，两人均雅好文辞，交往之间常有诗歌唱和，后来把这些诗连同他们从事、部属的和诗编为一集，名为《荆潭酬唱诗》。此文便是韩愈为诗集所作的序言。

    韩愈虽然在仕途上不甚顺利，却被时人奉为文坛巨擘，许多名人雅土、王公贵族求其写序，希望通过他的介绍，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文章中的裴均、杨凭是当时的地方大员，自然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对于韩愈来说，当年被贬阳山、江陵时，曾受到他们的礼遇，更何况裴均是他的老上司。所以文章一开头“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说明此序是应“从事”所请，并非自己主动讨好上司。由此可见，韩愈写这篇应酬式的序文，的确有点左右为难。

    此序虽为恭维两位达官贵人而作，但作者“因难见巧”，立意奇特。序中很少言及诗作的具体内容，反借此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强调作文应该注重切身的感受，内容真实，间接地提出了自己品评诗集的标准。并且，还含而不露地批评了这部诗集——他们的诗歌，无非是富贵显达的风花雪月，而绝不是“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的作品。无怪乎刘大搬评此文：“立言甚简，而雄直之气郁勃行间。”

    由此可见，韩愈不卑不亢的态度，着实令人钦佩。他恭维有度，故意隐去裴均、杨凭求序，而说“从事”，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地位，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心。接着一个“受以卒业”“仰而言”，暗示作者是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读完全部诗作，使裴杨二人认为韩愈是读完全部诗作后才写此序，并非敷衍了事，自然心满意足。

    应酬文学而能把握分寸至此，实为难得。

    后人评论

    钱钟书《诗可以怨》：“恭维而没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势利。”

    柳子厚墓志铭①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②，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瑷俱得罪武后③，死高宗朝。皇考讳镇④，以事母弃太常博士⑤，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⑥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⑦，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⑧，授集贤殿正字⑨。俊杰廉悍⑩，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11}，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12}。顺宗{13}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14}，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15}。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16}，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17}，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18}，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19}，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20}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21}。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22}。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23}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24}，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立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25}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注】

    ①墓志铭：述死者生平，石刻，葬时埋在墓内。②拓跋魏：即北魏（386—534），鲜卑族拓跋氏所建。③奭（shì释）：此处指柳奭，是柳宗元的高伯父祖。韩瑷：字伯玉，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元）人，后因反对武则天统治被杀。④皇考：宋代以前对死去的父亲的尊称。⑤太常博士：太常寺的属官，掌宗庙礼仪。⑥逮：到。⑦崭然：突出的样子。见头角：青年显示才华。⑧博学宏词：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之一，由进士及第者参加，考取后即授予官职，不常举行。⑨集贤殿正字：官名，掌管编校图书。⑩俊杰廉悍：才能杰出而又有棱角。{11}踔（chuō啄）厉风发：精神奋发，意气昂扬。形容议论雄辩有力，滔滔不绝。{12}蓝田：今陕西蓝田。尉：管理一县治安的官吏。监察御史：掌监察百官和巡按州县狱讼。{13}顺宗：李诵，在位仅一年（805），被迫退位。{14}用事者得罪：指宣宗即位，王叔文等推行的“永贞革新”，仅半年即失败，被处死。用事者，掌权者。{15}例出、例贬：与柳宗元同时被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称“例”，是隐讳之词。永州司马：永州刺史属下分管佐理的人员。{16}涯涘（sì四）：边际。{17}元和：唐宪宗年号。{18}子本相侔（móu某）：利息和本金相等。{19}书其佣：记下奴婢应得的工资。{20}观察使：掌管一道的长官，为刺史的上司。{21}刘禹锡：字梦得，世中山居郡，为当地所仰望。播州：今贵州遵义市。{22}连州：今广东连县。{23}诩诩（xǔ许）：敏捷，会说话。{24}穷裔：穷困的边远地区。{25}涿：州名，今天的河北涿州市。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

    《刘子厚墓志铭》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这篇墓志铭讲述了柳宗元的家世、为人、政绩等，包括了世系、卒葬、子嗣等墓志铭应该有的内容，通过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综合概述，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对柳宗元受排挤、长期遭贬、穷困潦倒的经历给予深切的同情。

    全文写得酣畅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整篇文章有三个突出的亮点：首先，选材得当，重点突出。在柳宗元的一生中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但是作者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巧妙地选取了柳宗元少年才俊、出仕被贬、柳州政绩、以柳易播、文学成就这几个方面进行写作，并重点突出了文学成就和以柳易播这两个方面。文章着重叙述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文学才能，在“赎归奴婢”一事上表现出的政治才能和爱民之心，及其在“以柳易播”事件中表现出的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韩愈选材功底之深。

    其次，突破常规，墓志第一。韩愈这篇墓志铭不仅写了柳宗元的优秀品德和文学才能等好的方面，也写了柳宗元的缺点，打破了碑文不写死者缺点的常规。同时，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除了以散代骈外，也冲破了一些文体框架，打破了“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成规。这篇墓志铭夹叙夹议，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为一体，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成功塑造。在满怀真挚情感的前提下，对柳宗元的一生进行了赞扬，褒贬兼用。

    最后，寄托了自己情感。在这篇墓志铭中，通篇饱含深情。韩愈和柳宗元虽在哲学和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主张却是不谋而合，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两人的友情也很深厚，因此柳宗元的离去也给韩愈带来了巨大的悲伤。虽然韩愈生平也为别人写了不少的墓志铭，但是却只有这一篇最为独特，成就最高，里面传达出来的感情感人肺腑，是字字珠玑的作品。

    此外，韩愈还在这篇文章中借题发挥，表达了自己对执政者压抑人才的不满。

    这篇文章对柳宗元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韩愈在文中说：“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对柳宗元的文学水平十分赞赏，写出了正是柳宗元一生坎坎坷坷才最终铸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是一篇水平相当高的墓志铭，体现了韩愈深厚的文学功底，同时也透露出了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情之深。

    柳宗元的事迹，由韩愈记入铭文并加以评说，已流芳百世。其实，为柳宗元作墓志铭的韩愈的高风亮节更是难能可贵。因为在当时，两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信仰截然不同。柳在政治态度上属于变革派，韩则是保守的，他对柳宗元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很不赞同，甚至一度严厉指责。但韩愈不因为柳宗元在政治上的失败来论断柳宗元，这表现了韩愈轻视功利、推重文学的思想。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对柳宗元的业绩、人品、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实是“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典范。

    后人评论

    储欣：“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入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

    圬者①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②。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③，馀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④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⑤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⑥，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⑦。而百官者，承君之化⑧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⑨，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⑩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11}，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12}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13}焉。

    【注】

    ①圬（wū屋）者：粉刷墙壁的工人。圬，涂饰，粉刷。②约而尽：简要而全面。③手镘（màn慢）衣食：靠做泥瓦工来换取衣食。镘，抹墙用的一种工具。④当：相等，相当。⑤稼：种植。⑥遍为：一样一样去做。⑦理：治。因避唐高宗讳，改治为理。所以生：得以生存。⑧化：教化。⑨直：同“值”，此处指工钱。⑩称：合适。此句的意思是，不管自己的才能是否相称，而一味冒进。{11}丰悴（cuì翠）有时：昌盛和衰败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交替而来。{12}夫人：那个人，指王永福。{13}自鉴：自己权衡，看自身是否有不足。鉴：铜镜。

    《圬者王承福传》是韩愈为一位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作的传，这篇文章完成于安史之乱以后，约为唐德宗十七（801）年。王承福世代都是京都长安人，天宝之乱年间他打仗立了功勋，朝廷给他封功，他却没有接受俸禄，而是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泥瓦匠。

    在士大夫之人的眼里，抹墙是种低贱而劳苦的手艺。韩愈“听其言，约而尽”，进一步与他聊天，从他身上发现了许多独特的观点。王承福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可以说是韩愈“用力使于人，用心使人”观点最贴切的表现。

    此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文章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文章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从“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韩愈此文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自己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通过一个有机会做却弃官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讽刺了社会上那些没有才能、患得患失而又“食焉而怠其事”的人，同时也是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规劝世人应该度才量力，勤于本业。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前略叙一段，后略断数语，中间都是借他自家说话，点成无限烟波，机局绝高，而规世之意，已极切至。”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樊绍述①既卒，且葬，愈将铭之，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②，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③，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

    生而其家贵富，长而不有其藏④一钱，妻子告不足，顾且笑曰：“我道盖是也。”皆应曰：“然。”无不意满。尝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还言某师不治，罢之，以此出为绵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绛州。绵、绛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为谏议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绍述讳宗师，父讳泽，尝帅襄阳、江陵，官至右仆射，赠某官。祖某官，讳泳。自祖及绍述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

    绍述无所不举，于辞于声，天得也。在众若无能者。尝与观乐，问曰：“何如？”曰：“后当然。”已而果然。铭曰⑤：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⑥。后皆指前公相袭⑦，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⑧，神徂⑨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⑩。

    【注】

    ①樊绍述：名宗师，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南阳樊姓在历史上是名门望族，这里说南阳樊某是称其族望。②“表、笺”句：这几类都是古代文体的种类。③其富若生蓄：比喻繁盛众多的样子。富，指文章的内容丰厚。④其藏：指父辈留下的家产。⑤铭曰：以下是一首用入声韵的九句韵文。⑥降而不能乃剽贼：后来的人写文章不能自己创作新词就只好剽窃前人了。降，下，后来。⑦公相袭：公开地相互抄袭前人的东西。⑧寥寥久哉莫觉属：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做文章的道理。属（zhǔ主），属文，做文章。⑨徂（cú除）：往，已过去。⑩躅（zhuó浊）：足迹，轨迹。

    本文是韩愈生前最后一篇谈论文章的重要著作，写这篇文章时，韩愈已是五十六七岁的老人了。樊宗师是韩愈古文运动理论的忠实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与韩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李元宾、欧阳詹、柳宗元同被称为“韩友四子”。韩愈失去这样一位文章知己，其悲痛可想而知。

    全文感情真挚，十分感人，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形式上题为墓志铭，却不按这种文体的常格依次叙述，开篇就写其文章业绩，甚至不惜笔墨罗列具体数字突出其著作“多矣哉，古未尝有也”，接着评价其文章成就之高。内容上赞扬樊绍述的文章笔力纵横恣肆，无拘无束，好像是没有系统，缺乏纲纪，其实都合乎规矩，不劳删改。之后才用简略的文字扼要叙述他的为人、性情、履官及樊氏三世官爵，以及他本人在音乐方面的杰出天才，而这些也都围绕“必出入仁义”，还是在于说明其为人有德与为文的关系。

    这篇墓志铭之所以要这样写，除了规避铭文的千篇一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樊绍述是他的文章知音，是他古文运动的中坚。韩愈说樊绍述，又何尝不是“君子自道”？大力赞扬樊绍述的为文之道，实则宣扬了韩愈他自己的创作主张和审美追求，反映了他在古文创作中求变求新的精神。

    后人评论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墓志》：“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

    试①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君讳适，姓王氏。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见功业有道路可指取②，有名节可以戾契③致，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借助声势。诸公贵人既志得，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一见辄戒门以绝。上④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⑤。既至，对语惊人⑥；不中第，益困。

    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士，可撼⑦。乃蹐门⑧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适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卢从史⑨既节度昭义军，张甚，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钩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谢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奏为其卫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⑩，尽用其言。将军迁帅凤翔，君随往。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栉垢爬痒{11}，民获苏醒。

    居岁余，如有所不乐。一旦载妻子入阌乡{12}南山不顾。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13}，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14}韩愈日发书问讯，顾不可强起，不即荐。明年九月，疾病，舆医京师，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

    曾祖爽，洪州武宁令；祖微，右卫骑曹参军；父嵩，苏州昆山丞。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15}、太师，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16}，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17}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岁夭死，长女嫁毫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岁，铭曰：鼎也不可以柱车，马也不可使守闾。佩玉长裾，不利走趋{18}。只系其逢{19}，不系巧愚。不谐其须。有衔不祛{20}。钻石埋辞，以列幽墟{21}。

    【注】

    ①试：指在正式任命以前暂时代理。②指取：用手指就可以取得，形容轻而易举。③戾（liè沥）契：刻画，磨炼。戾同“戾”。④上：指唐宪宗李纯。⑤趋直言试：去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试。⑥对语：科举考试中有“策问”项目，照提出的问题回答。⑦金吾李将军：指李惟简。撼，说动。⑧躇（jí瘠）门：小步登门，形容谦恭而进。⑨卢从史：先世自元魏以来，仕宦颇显，其本人善逢迎中使，得授昭义军节度使。后叛唐，元和五年被俘赐死。⑩引驾仗判官：官名，掌管皇帝出行时仪仗等事宜。⑩钩致：招揽，拉拢。{11}栉（zhì质）垢爬痒：梳去头上的污垢，搔着痒处，比喻去除有害于百姓的弊政。{12}阌（wén闻）乡：今河南灵宝。{13}独孤郁：字古风，洛阳（今属河南）人，中唐古文家独孤及之子，官至秘书少监。{14}比部郎中：宫名，掌管内外诸司官吏薪俸和官署财物等事宜。{15}阿衡：官名，相当于后来的宰相。{16}龃龉（jǔyǔ举禹）：上下牙齿对不上，比喻与人不合。穷，不得志。{17}告身：古代授以官职的文书，上盖印章，印文是“尚书吏部告身之印”。{18}走趋：跑步。{19}只系其逢：只决定于际遇遭逢。{20}有衔不祛（qū躯）：有才能也无法施展。衔，含，蓄积。祛，同“肤”，施展。{21}幽墟：幽暗的坟墓。

    本文写于元和九年（814），是韩愈墓志铭中别具一格之作。他创作散文追求一种“奇”的境界。所谓“奇”，就是异乎寻常，脱俗不凡。所谓“奇”文，就是与众不同的非常之文。本文就很好体现了韩愈的这个主张，写奇人、记奇事、用奇文，处处显示出“奇”的特色。

    文章以“奇人”开篇，说传主王适“怀奇负气”，有着奇特不凡的志向和不屈于人的意气。王适后来一见金吾将军李惟简的面，就自称是“天下奇男子”，是个十足的奇人。文中另一个人物，王适的岳丈侯高也是个“奇士”。他自比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吕望。因当世无人采纳他的意见，一再做官，又一再怒而离去，最后竟发狂投水而死。一婿一翁，一老一少，两个奇人，在文中相映成趣。

    “奇人”自有奇事。韩愈将王适的四件奇事件一一道来：一是他“好读书”，但“不肯随人后举选”，不愿随着一般人那样去应举考试；二是“缘道歌吟”去考试，却对语惊人，不被录取；三是逃官；四是骗婚。于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人物便跃然纸上，体现了韩愈散文“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的创造性和擅长赋予传统应用文以鲜明文学色彩的独特本领。如此看来，这又像是一篇生动传神、令人拍案叫绝的小说，即使放在优秀的唐代传奇小说之列也毫不逊色。

    后人评论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卷五：“非天下奇男子，不足以发公之文；非公之文，亦无以传天下奇男子：交相得者也。”

    讳辩

    愈与李贺①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②，同然一辞。皇甫湜③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④曰：“二名不偏讳⑤。”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⑥，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⑦。”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⑧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⑨之孙实为昭王。曾参⑩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11}，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12}；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13}。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14}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15}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16}，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17}。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18}，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19}，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注】

    ①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著名诗人，因避父讳，不能应试出身，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著有《昌谷集》。②和（ｈè贺）而唱之：一唱一和。唱，同“倡”，传播。③皇甫湜：字持正，元和进士，曾从学于韩愈修习古文。④律：《唐律疏议》的简称。⑤偏：一半，偏斜。⑥徴在：孔子母亲的名字。⑦嫌名：指与名字中所用字音相近的字。音近则有称名之嫌，所以叫嫌名。⑧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名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帮助武王灭殷（商），又辅佐成王，主持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他和孔子都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圣人”。⑨康王钊：周康王姬钊。⑩曾参（ｓｈēｎ申）：春秋时人，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行著称。{11}骐期：春秋时楚国人。{12}“汉讳”句：汉武帝名刘彻，当时为避讳，将彻侯改为通侯，蒯彻改为蒯通。{13}浒（ｈǔ虎）、势、秉、机：四字与唐高祖李渊之父（名虎）、太宗李世民、世祖李昞、玄宗隆基名同音。{14}士君子：指官僚及其他有社会地位的乡绅、读书人等。{15}质：对照。{16}稽：检核。国家之典：指上文所举汉代讳武帝、吕后名，唐朝章奏、诏令不避“浒”“势”“秉”“机”等例。

    在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这叫做避讳。如唐太宗名世民，当时便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这些规定长久不衰。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至是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时人称赞他是“李鬼”。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李晋肃，“晋”与“进”同音，时人就不允许他参加进士科考试，最终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

    韩愈一生奖掖人才，敢说敢为，“鲠言无所忌”。他屡次鼓励李贺去参加进士试，被时人指责，说是举进士就会犯“讳”。为了批驳这种腐朽之论，替李贺辩护，韩愈“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讳辩》。李贺虽然最终没能冲破世俗的清规戒律，失去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但韩愈这篇“颐言无所忌”的议事辩难之文，却一直为后代所推崇。

    文中，韩愈虽未直说要反对避讳，但却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过于苛责。开篇便从正面出击，以孔子的“避讳”与“不避讳”，即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来提出自己观点。因为孔子的母亲名叫颜征在，孔子在说到“征”的时候不说“在”；说到“在”的时候不说“征”。“征”“在”两个字只要不同时使用，就是避了母亲的名讳。用这个事例论证李贺只要避讳其父之名讳里的“肃”字，而不必去避讳“晋”字，就有权参加进士的科考。接下去又从反面出击，“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假如李贺他爹叫“李仁”，李贺就连“人”也不能做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更为激烈的是，作者举出了“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的例证。汉朝为了避吕后之讳“雉”字，改称“野鸡”，也未见汉朝文献里有把“治天下”叫做“野鸡天下”的！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酣畅淋漓。

    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这篇短文义正辞严，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自己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自然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为历代人所称颂。

    时至今日，一千一百多年过去了，后人仿佛还听到韩愈悲愤的抨责之声：“父名晋肃，子不得为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后人评论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讳辩》其旨，不独为贺也，有激于时尔。”

    感二鸟赋

    贞元①十一年，五月戊辰，愈东归②。癸酉，自潼关出，息于河之阴。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乌、白鸲鹆③而西者，号于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④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⑤、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其辞曰：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⑥。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⑦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⑧。余生命之湮厄⑨，曾二鸟之不如；汩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⑩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11}，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12}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13}。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14}，独怊怅于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15}。

    【注】

    ①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②东归：指东归故乡河阳（今河南孟州）。③鸲鹆（qúyù渠玉）：俗称八哥。乌鸦与八哥一般为黑色，其中八哥翅膀稍有白点，纯白者被视为珍异祥瑞之物。④行己：立身行事。⑤荐书：指应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⑥鹜（wù务）：驰。隆景：烈日。⑦进退：指二鸟之进幸与自己之退黜。⑧逞：夸耀。⑨湮厄（è饿）：阻塞艰困。⑩策名：指科试及第。{11}殷之高宗：即商王武丁。{12}两求：指求天与神。或说，指荐举与就试。{12}速累：招致忧患。{14}求配于古人：跟传说一类古贤人相配。{15}斯类：指二鸟。

    赋是古代的一种韵文，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本文写于贞元十一年（795），正值韩愈在仕途坎坷曲折、备感屈辱的时候。他连续三次上书宰相贾耽、赵憬、卢迈，诉说自己“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处境，希望他们稍加“垂怜”，但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在自长安东归故里的路上，他碰巧遇见了节度使向皇帝进献白乌、白鸲鹆的使者路过。于是悲从中来，感于自己与二鸟之间对比鲜明的命运，愤然写下了这篇赋。

    赋序一开头就交代了作赋的缘起和赋的主旨。“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于是一句“吾何归乎”当头喝起，突兀而来，将自己屡遭挫折以后的处境与心态和盘托出，透露出他当时人虽走在“东归”之路上，却深感身无所托、心无所归。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感情沉重愤郁。

    接着，他用貌似客观写实而寓含讽慨的笔法，入木三分地描述使者进献二鸟。这种本为献媚邀宠之举，却以耻为荣、唯恐人之不知，一路吆喝张扬，大抖威风，致使“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画出了献媚邀宠者的丑态和行路者对他们的鄙视愤恨，具有漫画化的效果。继而逆转笔锋，鸟儿凭一身美羽，尚能在天子面前一展姿容；思及自身，空有满腹经纶，只得“齿下士于朝”，内心郁结可想而知。于是不由发出贤愚颠倒的感慨，其中也包含了对封建统治者贤愚不辨的愤郁。“昔殷之高宗”一层，由上一层的自悼抒愤转为自宽自解。当时，韩愈虽历经挫折，但字里行间尚透有自信进取之机，并没有羡慕像二鸟那样徒以外饰取悦君主的无知之辈。

    作者在序末悄然揭示出“为赋以自悼”的主旨，并再次标举“遭时”与“不遭时”的对照，与一开头的“不遇时”呼应，且直贯赋末的“时运”。而实际上，本文的内容并不止于这一点上，其中还包含了对高居显位而无知庸愚之辈的鄙视，对贤愚颠倒的社会现实的愤懑，以及对自己的期许。同时，作者在聊自宽解中虽透出几分无奈，但也表现出不畏挫折、待时而起的执著人生态度。

    后人评论

    近代学者：“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论佛骨表①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②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③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④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⑤，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⑥，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⑧，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⑨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⑩，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11}。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12}。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13}，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14}，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15}，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16}，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注】

    ①佛骨：此处指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表：文体名，古代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章的一种，多用于陈情谢贺。②法：法度，这里指宗教。③少昊：姓己，一说姓赢，名挚，号金天氏。④祚（zuò坐）：此指君位。⑤牲：祭祀用的牲畜。牢：古代称牛、羊、猪各一头为太牢（也有称牛为太牢的），称羊、猪各一头为少牢。⑥推阐圣明：推求阐发高祖英明的旨意。⑦度：世俗人出家，由其师剃去其发须，称为“剃度”，亦单称“度”，意即引度人脱离世俗苦海。⑧舁（yú于）人大内：抬入皇宫里。大内，指皇帝宫殿。⑨徇：顺从，随着。⑩焚顶烧指：指用香火烧灼头顶或手指，以苦行来表示奉佛的虔诚。{11}业次：世俗生业，工作。{12}脔（luán峦）身：从自己身上割下肉来。脔，把肉切成小块。{13}凶秽之余：尸骨的残余。{14}茢（liè列）：苕帚，古人认为可以扫除不祥。祓（fú服）除，驱除。{15}殃咎（jiù旧）：犹“祸祟”，祸害。{16}恳悃（kǔn捆）：恳切忠诚。

    《论佛骨表》写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52岁。宪宗皇帝派遣中使杜英奇押30名宫人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没想到这样一篇写得很有道理的文章，差点为其引来杀身之祸。唐宪宗看过本文之后大怒，竟要处死韩愈，幸而得到宰相裴度和重臣崔群等极力营救，总算免除一死，但被贬到边远地区潮州去当刺史。

    文章紧紧围绕迎佛骨这一事实，列举事例，反复申说，寓贬于褒，辞雄气壮。大声疾呼采取坚决的反佛措施。首先，文章列举了六朝君主事佛而年促的事实，提醒唐宪宗吸取历史的教训。唐宪宗迎佛骨的理由是求得“岁丰人泰”。因而韩文一开篇，便考察了上古至汉及六朝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帝王年寿长短与事佛的关系。得出了似乎不容置疑的结论：“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其次，文章以唐高祖沙汰僧道的事为法，希望唐宪宗行高祖之志。文中说，“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这是指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书请除佛法，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但是由于“当时群臣材识不远”，即指中书令萧璃坚决反对，“其事遂止”。这段话是从君与臣两个角度讲的，一是劝唐宪宗效法唐高祖，继续“推阐圣明”。言外之意圣明的皇帝理应像唐高祖那样排佛；二是对“当时群臣材识不远”，深以为憾，并表明自己今日有志于“推阐圣明，以救斯弊”。

    在写作方法上，韩愈是很花费了一番心思的。由于进谏的对象是皇帝，就必须讲求论辩的方式方法，话要说得委宛曲折，而不能像《原道》那样直斥佛教的荒谬与虚妄。譬如后一部分，韩愈指出唐宪宗迎佛骨势必引来无穷灾害，劝谏宪宗加以禁止。这段文字直接针对唐宪宗迎佛骨一事而发表议论，却采取了委曲的笔法。先说唐宪宗未能行高祖之志，反而放纵佛法，使其盛行，所谓“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再说事佛是愚冥之举，圣明的天子不会惑于佛。作者将唐宪宗虔诚敬奉佛骨的行为说成是“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而不是真心事佛，这样说是小心巧妙地为皇帝开脱，可实际上却使宪宗进退维谷。

    本文还非常注意用长句，理直气壮，一气呵成，中间由整齐的四字词组组成，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句中的语言组织是彼此有机联系的，所以能做到似断实连，连中有断，收到气势雄浑与凝练峻洁相济之妙。这种委婉迂回手法是尽量不直接揭示宪宗的荒谬举措，而是在表面称颂之下含蓄表达迷信佛教的危害，以期引起宪宗的反思，进而中止集体迎佛的闹剧。

    韩愈的一生都在为“攘斥佛老”而不遗余力，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这篇文章是他反佛的代表作，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坚决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文章的思想内容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立场。虽然最终结果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礼佛不但不能长生，反而大多短命夭促的事例，触犯了正在做“太平天子”和“长生梦”的宪宗皇帝的忌讳，以致要把他处以极刑。韩愈因上一道表进谏而获罪，这可以看做是开文字狱之先河。这在佛教势力非常强大、朝野上下佞佛成风的形势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后人评论

    李塗《文章精义》：“司马子长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点不断。）韩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苏子瞻亦然。初不难学，但长句中转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说得一句则冗矣。”